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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改革形形色色，而且规模都不小，但是，俄罗斯结构改革的规模更大。我曾预计，俄罗斯工业生产的下降幅度可能在35％～40％之间，这意味着比波兰还要高。人们可以用多种理由来解释为何要进行这种激进的改革。从政治角度看，当社会充满迷惘情绪以及各个利益集团还无法完全评价出自己的得失何在之时，通过一揽子激进改革措施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快速以及密集型打击是必要的。”　甚至这些人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切尔诺梅尔金和基里延科政府没有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他们没有赢得人民的信任，而只有普里马科夫政府成功地将俄罗斯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大大提升了，从而使政府得到了民众长达8个月的支持。在这里，阿·丘拜斯在“统一动力公司”的改革很有代表性。这场改革的动机和目标是，通过将外国投资吸引到这一领域中来提高其效率和竞争力。但是，当丘拜斯刚一宣布进行改革，“统一动力公司”的股票价格立即跌去了2/3，使公司资产缩水了几十亿美元。有谁还打算将钱投向这家公司呢？国家杜马实质性地改变了电力系统的改革方案和时间。显而易见，在缺乏对丘拜斯稳固信任的情况下，俄罗斯社会不允许再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实验。

弗拉基米尔·普京更能赢得公民对政权机关的信任，这是俄罗斯新总统最成功之处。在致联邦会议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普京阐明：“建立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公开和诚实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治将保证我们避免重犯以前的错误，它是一个全新‘社会契约’的基本条件。”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1）

这是一项我们曾多次提到的任务，也是在20世纪俄罗斯领导人没有能够完成的任务。但是，如果不能解决这一任务，俄罗斯就无法在新的21世纪取得成功。

避免激进主义和教条主义

不能将经济学归入精确科学的范畴之内，经济规律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会同物理定律那样一成不变地发挥作用。众所周知，从1968年开始，诺贝尔委员会也为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授予诺贝尔奖。不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应用经济的代表，而非基础经济学的代表。

在经济学中，存在有许多学派、观点、理论、流派，它们彼此之间经常进行论战；对于与人们的经济活动及其利益息息相关的经济学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但在争论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教条，而违背现实地顽固坚守这些教条会导致失败和崩溃。

在政治经济学中，几个最重要学说的奠基者有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或者还有更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约翰·凯恩斯，他们这几个人都不是教条主义者。“货币主义之父”米尔顿·弗里德曼也不是教条主义者，在自己最后一本阐述货币理论新概念著作的序言中，弗里德曼重复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话：“我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不过，马克思和弗里德曼的狂热追随者们却对此视而不见，他们不能也不想更改自己导师的理论和公理，或是对这些公理的简单化解释进行任何改变。马克思曾这样评价那些自称是他的学生的人：“如果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就意味着我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不过，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称盖达尔和丘拜斯是“货币主义的杂种”，在这里，他指的是盖达尔和丘拜斯的经济和思想学说非常肤浅。

在苏联政治经济学里，教条主义众所周知。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法律上，前苏联都不允许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雇佣劳动和其他所有与私有制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和经营形式的存在。此外，诸如我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剥削和利润的本质、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对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对大生产和小生产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潭。今天，在俄罗斯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中仍然存在着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许多教条主义认识。在公正地批评现代俄罗斯真实情况的同时，俄共的刊物不仅将20世纪70年代、而且还将30年代的苏联现实做了一番美化。

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任何可以取代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在分析后苏联时期现实基础之上的俄罗斯新经济学说。作为苏联前辈的继承人，对1992～1998年俄罗斯政府决策产生最大影响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也证明自己是一些教条主义者。作为国民经济活动的实践者，他们也很不成功。

通过这些理论家和实践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俄罗斯形成了混杂着各种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