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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中喘息。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幻想不仅将圣彼得堡变成国际旅游中心，而且还要使其成为俄罗斯科学和文化的中心。但是，许多社会活动家和西方观察家称圣彼得堡是“犯罪之都”，而且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与尤里·卢日科夫领导的莫斯科不同，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在自己的城市没有拒绝推行丘拜斯冒险的“人民私有化”计划，城市里的许多工业和商业企业都以很低的价格出售给了私人。著名的“波罗的海造船厂”仅卖了1。5万瓦乌切尔（俄罗斯联邦20世纪90年代初推行的一种“私有化证券”，每张面值1万卢布——译者），实际折合1。5亿卢布。而位于涅瓦大街上的儿童商店“好孩子”定价7万瓦乌切尔，折合1993年的价格，只有7。01亿卢布，这是一个低得可笑的价格。

但是，俄罗斯公民手里没有钱。虽然在私有化推行过程中俄罗斯禁止外国公民参与，但在1992～1993年还是有不少西方人参与了很多起交易。西方媒体中曾经大量报道过，英国和荷兰一些公司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购买了圣彼得堡很多块“肥肉”。那座位于涅瓦大街的著名“贸易宫”，英国伦敦的一家商店仅用50万美元就买到手了，而同样的价格在伦敦市中心连购买一套普通的公寓都很难。一家英国生物技术公司在圣彼得堡购买了一幢秘密细菌研究所大楼，在那里开设了一个分支机构。所有这些交易都没有股东，都是秘密通过中介公司完成的。圣彼得堡市从这些交易中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

索布恰克不是一名经济学家，他不懂经济，也不喜欢从事经济活动。在苏联时期，列宁格勒就不是一座十分富足的城市。这里有150万退休人员，40％的市预算作为退休金支付给了这部分人。住房基金系统遭到了破坏，大约有50％的居民挤在公寓和没有电梯的楼房里。列宁格勒差不多有100万工人、工程师和科学家在军工企业工作，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这类企业无可挽回地衰退下去了。

在这种条件下，索布恰克赋予普京越来越大的权力。在圣彼得堡市，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有很大的权力，早在1993年他就被任命为第一副市长。不久，安德烈·库德林得到了这个职位。但是圣彼得堡权力圈子里的人都非常清楚，市里第二号实权人物其实是普京。正如那时人们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报纸很少有他的照片，在圣彼得堡市各种会见和会谈中，虽然几乎都有普京出现，但详细报道他的内容却很少。所以，一些记者称他是“简讯人物”。

很显然，普京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市政府的大多数官员都猜不透索布恰克和普京之间的个人关系，两人也就是一起出访国外的时候才有较多的接触，其他时候都是各干各的。普京的影响是建立在他出色的工作、非凡的智慧、懂德语、很了解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经营风格、交际能力强和逐渐显现出来的个人魅力上的。但是，他的这些优点不是体现在公开演讲中，而是体现在小范围会议和办公室谈话中。普京不是索布恰克类型的演说家，但从个人能力水平来看，他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索布恰克；那时，索布恰克表现出的都是上流社会招待会上的卓越口才，普京干的却是一些循规蹈矩的、但对于这么一个大城市来说又必需的琐碎事儿。“市长不应当是总务主任！他应当思考！”　索布恰克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很多时候索布恰克的想法都显得格外独出心裁。他认为，列宁格勒的整个苏维埃历史就是一部犯罪和镇压史。他几乎从来不与作为城市主要支柱的国防企业的工人和工程师接触。

无疑，军工部门严重不景气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盖达尔以及切尔诺梅尔金政策造成的恶果，责任不在索布恰克。但是，圣彼得堡市长忽视工人阶级的做法直接导致了企业的危机程度不断加深。1991年秋天，在对于退休者和工人来说最困难的几个月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却大张旗鼓地庆祝列宁格勒正式更名为圣彼得堡。他举办大型招待会，邀请弗拉基米尔·基里洛维奇·罗曼诺夫大公从巴黎来参加。罗曼诺夫大公被认为是沙皇俄国尼古拉二世众多远亲、近亲中最重要的人。年迈的大公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很早以前就想访问俄罗斯，参观一下曾经属于他父亲和祖父的宫殿和楼宇（一年以后，大公病逝在巴黎，安葬在圣彼得堡市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堡垒内的皇家墓地内）。当然，我不是想说不应当这么做，但很清楚，大多数城市居民对于以如此隆重、奢华的仪式来招待前大公和其他俄罗斯宫廷后裔毫无兴趣，这些活动对人民也没有起到任何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