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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埃先生的朋友希望我为画展的目录作序，这是对我的信任和重视，我很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是我终于辞谢了，因为我拿起笔准备写作的时候发现自己对绘画一无所知。我喜欢画，却不懂画。

同时我喜欢诗，却不懂诗。朋友们送诗给我看，新诗也好，旧诗也好，我看后也可以背上几句，但是意见我一句也提不出。对小说、散文也是如此。

记得两年多以前一天晚上，有一位青年跑到我家里来，拿出一篇小说要我看后给他提意见。他以为小说不长，不过几千字，看起来不费事，提意见更容易。可是我差一点给逼死了。幸而我的女婿在我家里，他当时还是文艺刊物的编辑，我想起了他，把他叫了出来，解了我的围；他很快就看完作品提了意见，把客人送走了。

有人不相信，就说：“你不是编辑过文学刊物和文学丛书吗？”有这么一回事。不过那些文学期刊都是友人靳以主编的，我只是挂个名，帮忙拉点稿子。丛书呢，我倒编过几种，但也只是把书推荐给读者，请读者做评判员，我自己很少发表意见。

所以到今天我还是一个不懂文学的外行。然而我写文学作品写了五十多年，这也是事实。当然，评论家也可以说它们不是文学作品，一九六七年就有人（甚至有些作家）说它们是“破烂货”，而且我自己反复声明我决不是为了要做“文学家”才奋笔写作。我写作，因为我在生活。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当时怎样看，怎样想，就怎样写。没有作品问世的时候，也就是我停止探索的时候。

我的探索和一般文学家的探索不同，我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的问题。我想来想去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生活得更好，或者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怎样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一句话，我写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我发表文章，也曾想到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但是我所想望的社会效果与作品实际上产生的常常有所不同，我只是一方面尽力而为，另一方面请读者自己评判。作者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

但我是不是做到了呢？这很难说。回想起来，我也说过假话，而且不止一次，那就是听信别人讲话不假思考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件事情：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我在上海《中学生》杂志上用“马琴”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篇《广州》，是杂志社约我写的地方印象记。文中提到那座可以拆开的海珠桥，我写道，听说这是从瑞士买来的旧桥。一位广东朋友对我这样讲过，我不加考虑，就把他的话抄录在文章里。这句毫无根据的话让当时的广州市政府的人看到了，他们拿出可靠的材料，找发行《中学生》杂志的开明书店交涉，书店无话可说，只好登报道歉，广告费就花去两百多元。我贩卖假话闯祸的事大概就只有这一件。但我写文章时并不知道这是朋友的信口“随说”。像这样的事以后还有，只是没有闯祸罢了。因此我应当补充一句：坚持不说假话，也很困难。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欺骗读者。我倒愿意拿本来的面目同读者见面，我说把心交给读者，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不是以文学成家的人，因此我不妨狂妄地说，我不追求技巧。如果说我在生活中的探索之外，在写作中也有所探索的话，那么几十年来我所有追求的也就是：更明白地、更朴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旧社会中写作，为了对付审查老爷，我常常挖空心思，转弯抹角，避开老爷们的注意，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决不是追求技巧。有人得意地夸耀技巧，他们可能是幸运者。我承认别人的才华，我自己缺少这颗光芒四射的宝石，但是我并不佩服、羡慕人们所谓的“技巧”。当然我也不想把技巧一笔抹杀，因为我没有权利干涉别人把自己装饰得更漂亮。每个人都有权随意化妆。但是对装腔作势、信口开河、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红的这样一种文章我却十分讨厌。即使它们用技巧“武装到牙齿”，它们也不过是文章骗子或者骗子文章。这种文章我看得太多了！

三十年代我在北平和一个写文章的朋友谈起文学技巧的问题，我们之间有过小小的争论，他说文学作品或者文章能够流传下去主要是靠技巧，谁会关心几百年前人们的生活！我则认为读者关心的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我说，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什么是技巧？我想起一句俗话：“熟能生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经验。写熟了就有办法掩盖、弥补自己的缺点，突出自己的长处。我那位朋友写文章遣词造句，很有特色，的确是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