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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桥词典》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其时，不只是韩少功，许多对文学有更高期待的作家，都不能满足于当下一味诉苦的“伤痕文学”和把生活过于简单化的“改革文学”。一度借助社会政治获得轰动效应的文学界，开始出现了“去政治化”的讨论，把文学往人学的定位上挪，关于人道主义和人性异化问题的分歧也在哲学思想界引起争锋。文学应该把根扎在什么土壤里，才可以成长出冠盖如云的参天大树，是中国作家共同面对的课题。湮没多年的沈从文等一些具有中国风度的作家，受到了关注，其程度超出了风格欧化的巴金、茅盾等人的地位。有一些作家开始重视本土文化资源的挖掘，吸收深藏其中的“地气”。“作者们开始投出目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浓郁的秦汉文化色彩，体现了他对商州细心的地理、历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则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一些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家，如王安忆、陈建功，等等，想写出更多的中国‘味’，便常常让笔触越过这表层文化，深入到胡同、里弄、四合院和小阁楼里。有人说这是‘写城市里的乡村’。我们不必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我们至少可以指出这是凝聚历史和现实、扩展文化纵深感的手段之一。”（《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细心研磨出来的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和阿城的《棋王》系列小说，更是充满中国文化的气韵，特别是道家哲学的微妙意趣。

1984年12月，《上海文学》召集国内著名的评论家和小说家，在杭州陆军疗养院“将军楼”举行了一次为期七天的会议，议题为《新时期文学的回顾与预测》。这次会议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被赋予某种特殊的意义，认为是文学寻根运动崛起的标志。由于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正在进行“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会议没有邀请任何记者，事后亦没有消息见报，没有留下完整的会议记录，只有一些与会者版本不同的回忆。韩少功发表在2000年《上海文学》上的《杭州会议前后》是其中的一个版本。在这里有必要引用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

不久前，正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荷兰汉学家林恪先生告诉我，某位西方汉学家出版了一本书，书中说到中国80年代的“文化寻根”运动发起于1984年的杭州会议，完成于1989年的香港会议云云（大意如此），而有些国外的文学批评家后来都采用这种近乎权威的说法。这就让我不无惊讶。我还没有老年痴呆症。这两个会我都参加了，起码算得上一个当事人吧。在我的印象中，这两个会议完全没有那位汉学家笔下那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寻根运动”，恰恰相反，所谓“寻根”的话题，所谓研究传统文化的话题，在这两个大杂烩式的会议上的发言中充其量也只占到百分之十左右的小小份额，仅仅是很多话题中的一个，甚至仅仅是一个枝节性的话题，哪能构成“从杭州到香港”这样电视连续片式的革命斗争和路线斗争大叙事？已逝世的《上海文学》前负责人周介人先生曾有一篇对杭州会议发言的记录摘要，发表在数年前的《文学自由谈》杂志上，完全可以印证我这一事后的印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85：文学的根（3）

1984年深秋的杭州会议是《上海文学》杂志召开的，当时正是所谓各路好汉揭竿闹文学的时代，这样的充满激｜情和真诚的会议在文学界颇为多见。出席这个会议的除了该杂志的几位负责人和编辑群体以外，似有作家郑万隆、陈建功、阿城、李陀、陈村、曹冠龙、乌热尔图、李杭育，等等，似有评论家吴亮、程德培、陈思和、南帆、鲁枢元、李庆西、季红真、许子东、黄子平，等等。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毛头小子，有咄咄逼人的谋反冲动，有急不可耐的求知期待，当然也不乏每一代青年身上都阶段性存在的那种自信和张狂。大家对几年来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都有反省和不满，认为它虽然有历史功绩，但在审美和思维上都不过是政治化“样板戏”文学的变种和延伸，因此必须打破。这构成了一个共识。至于如何打破，则是各说各话，大家跑野马。我后来为《上海文学》写作《归去来》、《蓝盖子》、《女女女》等作品，应该说都受到了这次会议上很多人发言的启发，也受到大家那种80年代版本“艺术兴亡匹夫有责”的滚滚热情之激励。这次会上的“寻根”之议并不构成主流。李杭育说了关于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别，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