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部分(第3/4 页)

击，对手好像为了挨打才口出狂言。我自己也震惊不已，我把一个个对手打倒在地，就像在射击馆打鸭子靶一样。一位友好记者这样写道：“玛格丽特·撒切尔巾帼一人，在最好时机横扫政府议员和自由党议员。”新闻媒体至少在此时此刻对我的素质和前途充满了吹捧评论。但工党议员在我下一次重要出场时的反应就是对我的更大吹捧了：全体沉默，意在使我受窘。

当自由党—工党联盟形成时，政治现实看来极为严峻。而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比评论家认识到的程度更为严峻。人们。对我们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政府的明显失误的广泛反映。现在公共财政正在恢复秩序，这将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从而加大了我们自己制定政策的压力。我们在大选中需要获得的不仅是一项合格医生的授权。我们需要作出自己的明确的、有说服力的分析，提出整套政策。就我个人而言，我很愿意做这些事。但我深知，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如工会的权力、收入政策、公共开支等，影子内阁内部仍然存在意见分歧。我们是少数派，根本拒绝1970—1974年的政策思路，而多数派在一定程度上则主张延续那时的政策。所有这些具有破坏性的分歧，尽管我们拼命设法缩小，把认识统一到“将来的路线”上来，仍使我们在这些岁月中付出了代价，因为分歧来自根本问题。最终来说，这不是一个修补政治技巧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加困难的、没有止境的澄清思想和转变观念的问题。

第二节　格伦威克事件

说风风到，说雨雨来。所谓的“格伦威克事件”爆发了，溢漫了政治舞台。这是一个明显的粗暴地滥用工会权力的例子。见怪不怪，此事在政治上对我们和工党具有同样的毁坏作用。工会对我们持有不加掩饰的敌意，而工党是工会的朋友，有时是它的主顾。

格伦威克是一家中型厂商，经营照相制版和印刷，座落在伦敦西北部，由富有活力的印度裔英国人乔治·沃德经营，雇用了大批移民工人。1976年夏天这里发生了劳资纠纷，结果一部分工人离开工作岗位罢工并遭到解雇。这件事逐步升级，发展成为厂方与专业、行政、秘书和电脑操作人员联合会（简称专业人员联合会）之间的较量。后者与被解雇工人签订雇佣契约并要求“承认”。这将使该工会获得代表在该厂工作的工人进行谈判的权利。它随后要求重新雇用被解雇的工人。

格伦威克厂在法庭上辩称，它解雇工人是完全合法的，即使按照工党政府新的工会立法也是合法的，而且这一法律实际上是工会自己起草的。按照现行法律，不得回雇任何被解雇的工人，除非回雇所有被解雇的工人。在几次前例中这种做法只是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格伦威克厂还辩护说，专业人员联合会在其他公司中的表现表明，它的意图是要在该厂实行不许雇用非工会会员的“封闭式工厂”制度。最后，由国际市场舆论研究会和盖洛普举行的秘密投票民意测验表明，格伦威克厂的大多数工人，超过80％，不想加入专业人员联合会或任何其他工会。

为了支持专业人员联合会并且惩罚格伦威克厂，出现了一个左翼联盟。它代表了社会主义世界的方方面面：当地的布兰特工会、理事会、工会领袖、“飞行纠察队”、社会主义工人党、工党领导人，其中有内阁大臣谢利·威廉斯、弗雷德·马利、体育部长丹尼斯·豪威尔。在纠察队诉诸暴力之前数周，豪威尔拂去他穿的短工服上的灰尘，短时间地加入了一会格伦威克纠察队。有人把这支纠察队叫做“左翼赛马场”。

全国争取自由协会把乔治·沃德案看作它反对刚愎自用的工会侵害个人自由运动的一部分。这个组织是1975年12月成立的，那是在北爱尔兰军杀害了它的一位未来明星罗斯·麦克沃特后不久。我自奥尔平顿竟选的日子起就认识麦克沃特（还有他的孪生兄弟诺里斯）。该组织的主席是贝尔·德莱尔—达德利。他是一位战斗英雄，并且是一位议员。我在牛津大学读本科时，他曾前去演讲，攻击雅尔塔协定。该组织一举成名是由于它支持了3个由于拒绝参加工会而被开除的铁路工人。它把这个案子提到欧洲人权法庭并胜诉。它在反对英国邮政局抵制递送去南非的邮件中也起了显著作用（最终失败了）。我对全国争取自由协会尽量给予支持，尽管我的一些同事对此不以为然并公开批评它的活动。没有全国争取自由协会，格伦威克厂肯定会甘拜下风。当邮政工会非法抵制格伦威克送出的邮件时，全国争取自由协会的志愿人员穿过纠察线偷偷把这些邮件带出去，分送到英国各地，谨慎地把邮件投入数以千计的邮筒。这些邮件中有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