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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和叙利亚那里得到的印象，即阿拉伯领导人现在正在沿着可能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路线思考问题。我还试图说服我的东道主们不仅要考虑以色列的安全——我完全认识到这必然是他们的首要目标——而且还要考虑同温和的阿拉伯政权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这个长远需要。但是我与之交谈的政治家们一般都很悲观，尤其是拉宾总理，他们此时似乎不理解阿拉伯人民希望看到巴勒斯但人享有正义，处理这个问题会遇到困难。

然而，一如既往，我发现在以色列有许多值得钦佩的事物——在一个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地区奉行民主，人们准备为他们的国家作出牺牲，并把从美国和散居在国外的犹太人那里得到的巨额款项用来投人生产：他们确实已使沙漠繁花似锦。然而，有一种对我永远没有吸引力的机构，那就是吉布兹民我参观过一个靠近戈兰高地的吉布兹，在那里吃了午餐。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吉布兹中，在某种程度上是安全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经济学理论问题。然而，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相当使人泄气和不自然的集体主义社会试验。我钦佩选择这样一种生活的人们，但永远也不会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的女儿卡罗尔却不是这样。作为一个具有某些左翼倾向的十几岁的少女，她曾告诉丹尼斯和我说，她想在一个吉布兹中消磨一段时间。我们很关心这件事，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看起来合适的吉布兹，最后也就同意了。那里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条件也不完备。卡罗尔的任务之一是给小鸡注射预防针。她把它们从一个箱子内取出来，给它们打针，然后把它们扔进另一个箱子。不幸的是，不时会有一架战斗机轰呜而过，小鸡们就会跳起来，最后就会混在一起。卡罗尔回来后对农场劳工的工作的看法并不那么浪漫。此外，如同丹尼斯后来对我说的，她可能一直不太善于给小鸡注射预防针，但是她肯定被注射了预防社会主义的针。

我由一位以色列将军——在平民生活中他是一位教授——带着上了戈兰高地。他的见解温和而又稳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个适当的时刻他告诉我说，我们站立的地方并非是以色列的土地，只不过是暂时托管直到产生一项保障安全的解决办法那一天。他是一个关心他人的人，看到我在狂袭山岳的冷风中发抖，他把他的护身短上衣递给我。我就穿着这件衣服被人拍了照并且招致了叙利亚人的狂怒和反对。因此我对中东的第一次重大出击在该地区充满误解的气氛中结束了。

回想起来，我的中东之行是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和1978—1979年由美国当中间人的埃及——以色列和平解决方案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进行的。虽然戴维营协议最终未能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但协议对主要参与者——吉米·卡特，梅纳切姆·贝京和安瓦尔·萨达特——来说是值得称颂的。在我成为首相时，协议似乎仍然是取得进展的最佳基础。然而，实际上，武装的，野心勃勃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主要由伊朗资助并以伊朗为中心）必将打乱所有这些设想。

我是伊朗国王还在执政时访问伊朗的最后西方高级政治家之一。那里的麻烦早就开始了。1978年2月在塔布里兹发生了反对伊朗国王西方化改革计划的暴乱，毛拉们称改革计划是对伊斯兰教的邪恶攻击，而且，哎呀，平民百姓的感受则往往是强迫破坏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由于骚乱频繁，卡特政府对伊朗国王的态度摇摆不定。有时，它向国王提供援助，把他看作是西方影响在世界战略重地的堡垒；有时则又斥责他的人权记录并要求他实行开明的改革。这个劝告忘记的事情被伊朗国王本人很好地总结了出来：“我将像瑞典国玉那样处世，如果我的臣民也像瑞典人那样为人的活。”不论怎样，卡特政府的反复无常只是挖了伊朗国王的墙角而鼓励了他的反对者——美国在中东的潜在同盟者对这一点是不会看不到的。

至于我，我并不怀疑伊朗对于西方的战略重要性。此外，虽然按照多数定义，伊朗只处于中东的边缘，但是如同后来的一些事件证明的那样，它在这个地区具有很大的潜在影响力。总之，我很钦佩伊朗国王个人，并且相信他按照西方的路子实现现代化的政策最终结果会是正确的。回想起来，我能认识到，这项政策要取得成功就要采取更为循序渐进的方式，并要考虑到他的人民的风俗与习惯，这与退回到原教旨主义和中世纪经济相比肯定是更为可取的，后二者降低了伊朗人民的生活水准。为了分散人民的注意力，该政权不得不在国外进行政治的与宗教的冒险主义活动。

然而，当我于4月28日星期五晚上抵达德黑兰受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