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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斯”很大，在霍顿柯比。

那时，达特福德的席位是四个选区中最难赢得的，所以，毫无疑问在它的邻近选区眼里也是最不重要的，虽然达特福德人不这么看。从政治上讲，把有把握获胜的选区与毫无希望获胜的选区联系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如果在毫无希望获胜的选区建立起活跃的组织，就很可能把你们的竞争对手的支持者从你们希望保住的政治阵地上吸引走一部分。这正是中央总部希望我们做的一部分工作，以便帮助特德·希思保住贝克斯利这个能赢得的席位。

这样，我认识了特德。他已是贝克斯利的候选人，中央总部要我到他的选区去讲话。特德已较有名气。他参加过二战，被授予中校军衔。他的政治经历始于30年代后期支持一名反慕尼黑协定候选人参加牛津的补缺选举之时，他也因此赢得中央总部及四个选区协会的尊敬。他这个人十分爽快、逻辑性强，他总能列出4个目标或5种攻击的方法。一见面，他的这种性格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一方面与选区的工作人员十分友好，但另一方面又总是领导者，“候选人”，或“议员”，这使人觉得即使在他最和蔼可亲的时候，他仍有些与众不同、孤芳自赏。

他的邻近选区奇斯尔赫斯特的候选人帕特·霍恩斯比一史密斯则与他截然不同。她热情奔放，富有活力，是一种明星式女政治家，1946年她发表的一次极富煽动性的右翼演说轰动了保守党大会。她总是十分乐意帮助年轻同事，到全国各地演讲。我和她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在她举行的非正式晚宴聚会上进行政治长谈。

1950年选举到来之前，我们就感到保守党力量开始恢复。这种恢复与其说是保守党内对其政策进行重新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保守党人及全国人民对艾德礼政府主张的社会主义作出的强烈反对的结果。安奈林·贝文在1948年7月把保守党描述为“害鼠不如”，像我这样年轻的保守党人正好借机发扬英国人历来善于自我嘲讽、自我贬低的传统以表示对党的忠诚。我们在外出活动时戴上一枚“害鼠”像章，是一个蓝色小老鼠。谁吸收了10名党员，就戴上一枚像章。这些人被称为“恶鼠”。谁吸收了20名党员，就成了“大恶鼠”。这样，党内人员自然而然地分成了几等。有个居住在特威克纳姆的某个地方的人被“封”为“鼠王”。

我倒是克利门特·艾德礼的崇拜者。他为人严谨，是个爱国者。艾德礼与90年代的政治家不同，他注重实质，从不哗众取宠。他的政府确实十分激进、急于改革。1945年的工党宣言是一个十分左的文件。现在看来，这一点更清楚。战争刚刚结束，大家大谈特谈的计划、国家控制均是战时的用词，所以人们无法真正掌握其全面的影响。实际上，计划与国家控制是对商业、资本主义及市场的全面攻击。这种观点的基本理论前提是，“除了战争期间以外，我们是否充分利用了我们的生产能力令人怀疑。我们必须纠正这种情况。”认为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决定把资源用在哪、不用在哪更符合国家利益。提出国有化、控制、计划，不只是或不主要是基于社会的原因，而是基于经济的原因。认为有害的垄断只出现在私营部门。因此，钢铁工业国有化的理由是“只有公有制代替了私人垄断，钢铁工业才能是高效的”。其中最为激进的也许是工党对土地的态度。工党清楚地表示地方当局强行收购土地仅是一个更全面计划的开始，因为“工党主张土地国有化并将为此努力”。

工党政府在实现其竞选宣言中提出的具体诺言是极有魄力的。没有人会怀疑工党实行社会主义的记录。而人们攻击工党的目标显然是社会主义带来的经济后果：货币贬值和再次出现通货膨胀。庞大的公共开支使所得税的标准税率几乎与战争时期的税率持平，即每英镑上税9个先令。战时的各项控制非但没有取消反而扩大了范围，例如1946年又对面包实行配给制，一年后土豆也实行了配给制。因此，1950年的竞选运动就是围绕以上这些对任何当时执政的政府都极其危险的问题展开的，而我对这些问题则应付裕如，可以把高深的理论主题与更为实际的“面包与黄油”问题结合起来。

1950年的保守党宣言是一个匠心独运的文件，它既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又提出了一系列谨慎的具体的誓言，以改变现状。它强调了通货膨胀的后果、经济管理混乱、浪费及官僚主义的情况。我对宣言关于外交政策的明快的表述特别满意。

但保守党也比较谨慎，没有承诺马上停止配给制，或者大规模取消国有化，也没有承诺做任何可能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