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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即占据西、北江地区，野心毕露。与此同时，他又派人到广西各处活动，企图收编当地的自治军。黄绍竑装着投靠沈鸿英，正是沈此时最需要的。然而黄绍竑真要公开附沈，就需要得到李宗仁的谅解和支持。1923年2月间，黄绍竑来到玉林，向李宗仁陈述了伪投沈鸿英的目的。李宗仁当然不愿意黄绍竑分兵离去，但他想到，“黄氏是个不受羁縻的干才，挽留不易，不如成全他向外发展的志向，异日或能收到表里为用之功”。于是就同意黄绍竑向外发展，只是对黄绍竑说，沈鸿英目前在广州极为嚣张，四处树敌，孙中山对沈已严加制裁，不久定爆发战争，沈鸿英必然失败，因此，赞成黄乘虚袭取梧州，与孙中山所属粤军相呼应。还表示届时将出兵支援黄的军事行动。黄绍竑听后向李表示“日后倘能成功，还将拥戴李为首领，绝不独树一帜”。并提出两个请求：在取得梧州之前，一切费用仍由李照发；万一进兵梧州失败，请李予以收容。这两点，都得到李宗仁的允诺。

1923年4月中旬，沈鸿英在花县新街就任北洋政府委任的所谓“广东军务督办”职，发起了反孙叛乱。不过沈的叛乱刚开始，就遭到驻广东的滇、赣、粤军的反击。沈鸿英在广东作乱事败，给黄绍竑夺取梧州造成了机会。孙中山为了去除东征讨陈（炯明）的西顾之忧，解除沈部祸患，命令李济深等人率粤军第一师、第三师和广东江防舰队四江、四广等十余艘舰艇，溯江西上，###盘踞在西江上游梧州一带的沈鸿英部叛军。4月下旬，沈军遭到广东革命政府所属部队反击，全线崩溃，分水陆两路向广西撤退。5月，黄绍竑宣布就任沈鸿英委给的“广西陆军第八旅旅长”的职务，将部队由容县开赴戎圩，取得向梧州进兵的有利阵地。黄绍竑将此事秘密通知在广州的陈雄和白崇禧，要他们尽快晋见孙中山。陈雄、白崇禧由朱培德和廖仲恺介绍，在石龙火车站行营见到孙中山。白崇禧向孙中山报告了广西的形势，表示广西加入广东革命的决心。孙中山认为，要统一全国，必先统一两广。孙中山支持黄绍竑出兵梧州的行动，立即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孙中山诚恳地对广西代表说：“我无枪、无粮、无饷，只有三民主义。”白崇禧当即表示：“广西统一不需要孙公的物质支援，所需者仅是革命之主义信与仰而已。”白崇禧和陈雄随后潜回戎圩防地，与黄绍竑密商夺取梧州的具体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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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拓展（2）

黄绍竑带领所属支队由容县开向戎圩，虽有几营军队，黄绍竑仍感兵力不足，拟向李宗仁请兵。白崇禧把黄绍竑的亲笔信带去玉林，李宗仁认为黄部袭取梧州兵力已经足够，但仍派伍廷飏率所部兼程向梧州进发。他指出，黄部在取得梧州后，应尽力联络广东方面，励精图治；留在玉林的李部则采取内刚外柔策略，暂时维持与陆荣廷原有的关系，以便等待他日与黄部分进合击。白崇禧听了李宗仁的意见，表示非常赞成和感动。这是李、白首次聚会详谈，彼此坦诚相见，十分投机，这次会晤成为他们长期合作的很好开端。李宗仁曾无限感慨地回忆说：“以后我和白氏共事二十余年，推心置腹，患难与共。虽有人屡次企图分化离间，我二人只一笑置之。世人多有因此形容李、白实为一人，私衷亦觉当之无愧。”然而黄绍竑在开往戎圩时，不仅带走了自己的全班人马，还带走了前去两县驻地接防的李部两个营，第二路自治军统领俞作柏背着李宗仁，带一个营跟黄绍竑东出。这使李宗仁大为不快。在旧军中相互勾引对方的部下，拆台挖墙角的事是很平常的，而一旦出现这类情况，彼此今后即很难相处。李宗仁部下对黄绍竑的行为极为气愤，坚决主张派兵追击。李宗仁却说，拉都拉走了，不打还是我们的弟兄，将来还好见面；打起来只是好了沈鸿英，我们两家都倒霉。正是李宗仁胸怀大度，不计较一时得失，使他日后成为新桂系的首脑。对于此事，黄绍竑也十分感动，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李气量宽宏，能忍人所不能忍”。这也是后来李、黄两部仍能由分而合，黄甘居李之下的原因。

当追击沈军的粤军逼近梧州时，黄绍竑立即在戎圩打起了讨沈大旗，将刚退到戎圩的沈部黄炳勋旅五、六百人包围缴械。接着黄绍竑沿江东下，与粤军夹击梧州沈军。此时广东革命政府委任魏邦平为西江总指挥，李济深等率领三师粤军由梧州口外沿江西进，梧州上下水路被切断，驻梧州的沈军旅长冯葆初向粤军投诚，师长邓瑞征率领残部向贺县逃窜。这样，粤军与黄绍竑讨贼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梧州。两支军队聚会梧州，给这一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