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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之徒，不论是少妇，还是未婚女孩，只要有点姿色，他见到了就要霸占。他还有一种怪癖，喜欢玩弄死人骨头。《南史》（卷65）记载，陈叔陵“又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命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骨肘胫，持爲翫弄，藏之府库。”

因为信奉巫术导致的盗墓事件，在史上也不鲜见。明正统年间，山东济南一带民坟被盗现象很严重，原因是当地流行一种巫术——“打旱骨樁”。遇到大旱之年，当地人便认为是死人得罪了上天神灵，要把刚死下葬不久的坟墓掘开。旱骨樁的“打法”很野蛮，就是“伐新葬冢墓，残其肢体。”

但在实际盗墓事件中，盗墓动机往往并不是单纯的，都比较复杂。如楚霸王项羽，其兵在盗秦陵时，便有报复和劫财的双重目的。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军干的盗墓事件中，盗墓者也都带有多种情绪。《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汉末赤眉军盗墓西汉诸陵时，“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把陵中陪葬品取走不去，还要“奸尸”，令人发指。

除了上述四种原因外，因迷信风水而引发的盗墓事件也很多，详见书中相关章节，在此不再赘言。

引言　盗墓背后的文明（5）

四、盗墓“冲击波”

盗墓，是一个历史十分久远而古老的行当，直到今天，盗墓依然兴旺，“冲击波”不断。

在中国盗墓史上，伴随着每一个朝代的兴亡，盗墓的行动也会出现起伏。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出现过多少朝代更替，就有多少次盗墓高峰。其中以这么几次最为明显，造成的破坏力最大。

第一波在汉魏之间。这一次的盗墓可以说是“官盗”、“民盗”交织在一起进行的。这次盗墓高峰遭受最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冢和西汉帝王陵寑。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十分成熟，随葬的青铜器多我。时西汉政权一度允许私人制造钱币铜钱，青铜的需要量很大。

那么多原料铜从哪来？民间想到了盗墓，发掘古冢内随葬的青铜器物。如今天留下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古冢，几乎没有未被盗过，“十墓九空”，这波盗墓之风应该脱不了干系。

两汉消亡之后的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间盗墓蜂起。期间的盗墓在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里均都有反映。如干宝的《搜神记》，便记述了多起盗墓事件。史书记载的“李娥因盗墓而复生”的故事，在书中也有反映——

汉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县妇人李娥，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闻娥富，谓殡当有金宝，乃盗发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数下，娥于棺中言曰：“蔡仲！汝护我头。”仲惊，遽便出走，会为县吏所见，遂收治。依法，当弃市。娥儿闻母活，来迎出，将娥回去。

第二波在唐宋间，以对唐、北宋帝王陵的破坏为最。史学界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兴旺时期在李姓大唐王朝。由于国力的强盛，创造的社会财富空前增多，达到了历史之最。唐帝王“关中十八陵”，东西绵延三百里，便显示出了盛世的背影。在厚葬之风的推动，唐帝王陵的随葬品十分丰厚。这给后来盗墓事件的发生，留下了伏笔。

果然，在大唐王朝尚未“断气”的时候，便有盗墓者盯上了唐陵。《资治通鉴》上有这样的记载，昭宗李晔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开始发生“侵犯帝陵”事件；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简陵遭盗。简陵是李晔父亲懿宗李漼的陵寑，僖宗李儇（李晔第五子）乾符元年，即公元874年2月葬入，仅仅28年，还是其儿子在位时就遭盗掘了，可见当时的盗墓者是何等心切。

随后的“五代十国”，唐陵遭受了毁灭性的全面的盗掘。

唐末节度使温韬，五代时梁国人，把唐陵盗得几乎一个一剩。幸好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因反盗工艺做得好，避过一劫。《资治通鉴》记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王羲之的书法圣迹《兰亭序》，陪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在温韬盗陵后，就再未在世上出现过。

金人对北宋帝王陵的破坏则是这一时期另一件悲惨事件。

刘豫与金国粘罕的官兵先后盗掘，互相勾结，把宋太祖赵匡胤生前选定的风水宝地毁得不成样子，皇帝的尸骨让拖出陵外“晒尸”。除了皇陵，后陵、妃墓、周围的臣子墓、普通民冢，也都未能逃脱。

第三波当是明清时期，“民冢”被盗掘的情况比较严重。比较著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