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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福威茨。正如尼采是福里斯特尔的继承人一样,沃尔福威茨也可被视为尼采的后继者。20世纪70年代,沃尔福威茨崭露头角,成为“B队”的初级成员,为尼采效力。20世纪90年代,他作为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再次浮出水面。在此期间,他在国务院、国防部担任各种职务,在职务阶梯上稳步上升。虽然沃尔福威茨不被公众所知,但在内部人士中间,他已经获得后起之秀的美名——有头脑、有想象力,对刚刚浮现的新威胁极其敏感,对美国既有智慧带来的限制无法容忍。
对沃尔福威茨来说,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是一种宗教替代品。他是虔诚的信徒,对历史的目标和美国在实现这个目标中的天定角色毫无怀疑。沃尔福威茨认为美国实力充足且能自我补给,于是一直急切地想让这种实力发挥作用。冷战结束使这种激进倾向更加明显。沃尔福威茨也认为,这场胜利把美国抬升至绝对优势位置。“伴随巨大的影响事态的能力,”他写道,“需要厘清如何最好地运用这种能力塑造未来。”此外,根据他的判断,无所作为的风险虽然难以衡量,但有可能超过采取行动的风险。
在沃尔福威茨塑造未来的手段中,军事力量被赋予核心作用。在老布什总统领导的国防部工作时,他就曾经名噪一时,在一份文件中主张永恒且无疑的全球军事领先地位应成为冷战后政策的基石。多数*党批评者指责这一主张是军国主义化的“美国治下的和平”蓝图。然而,当*党人1993年入主白宫的时候,他们也开始着手培育一个大胆使用军事力量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比尔?克林顿向索马里、海地和巴尔干半岛派出军队,轰炸塞尔维亚、苏丹、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时沃尔福威茨抱怨的不是美国政策过于鲁莽,而是依然胆小怯懦。他指责“克林顿政府见风使舵而不是直取命脉”。这种见风使舵“会使将来的问题不断累积”。沃尔福威茨对堆积问题不感兴趣,他想消除问题。
2001年9月11日发生袭击事件时,沃尔福威茨又出现在政府内,这次他是乔治?W?布什麾下国防部的二把手。对沃尔福威茨来说,近3 000名美国人被杀害是一场可怕的悲剧,也提供了众多机遇。这是一劳永逸终结见风使舵倾向的机会。就像尼采利用苏联原子弹、中国革命和后来的朝鲜战争为重建美国军事力量辩护一样,沃尔福威茨现在利用“基地”组织的袭击为释放美国军事力量而奔走呼号。他认为,直取敌人命脉的时刻显然已经到来。
伊拉克提供了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所谓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迫使布什政府采取行动。萨达姆的这些武器有可能落入恐怖分子之手,沃尔福威茨后来评论道,“这是大家都认同的事情”。伊拉克人民在萨达姆铁蹄之下所遭受的苦难,又赋予了这场冲突一个适当的道义借口,让布什政府把一场可以选择的战争标榜为解放战争。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7)
沃尔福威茨期望这样一场战争具有变革性质。废黜萨达姆将成为“21世纪西方自我定位的历史时刻”,当然,这种定位的核心是“自由和*等价值观”。推翻萨达姆可能会在*世界掀起政治变革浪潮。沃尔福威茨本人希望依靠“解放世界上这个最重要*国家的天才人民”,“为美国人、*人和其他善良的人民”创造一个和平与和谐生活的机会。他感觉“很难相信”会有什么其他结果。
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对沃尔福威茨来说,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使用武力的新规范。从名义上讲,这场行动的目标是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推翻残暴的*者,排尽恐怖主义“沼泽”的水源。但更为根本的目标是解除对美国使用武装力量的所有限制。
于是,“9?11”之后,沃尔福威茨开始大胆闯入尼采本人原先不敢涉足的范围,鼓吹“预先自我防御”政策,即预防性战争。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袭击后不到48小时,他已经直截了当地宣称,作为对“9?11”事件的反应,美国不愿把行动局限在与恐怖阴谋直接相关的人身上。将奥萨马?本?拉登及其同伙绳之以法是远远不够的。相反,美国计划对所有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发动“一场广泛而持久的战役”。目标不仅限于未来的恐怖分子本身。美国执行“终结所有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的政策,清除恐怖分子的庇护所和“安全港”。在国安会68号文件中,尼采至少还装模作样地提供了几种选择以供考虑。而对“9?11”之后的沃尔福威茨来说,选择只有一种:永无休止的全球战争。
“9?11”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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