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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功的朋友，他经常逗得它们满院子咯咯咯咯地乱叫。然而，正当他苦于为这些小动物找食时，家里人整天议论着杀鸡的理由和鸡肉丰富的营养。尽管他一次次大哭大闹地吼着：不准杀鸡！鸡还是一只只地少了。最后，只剩下一只黄母鸡。父亲断了鸡的口粮，他却从自己不足糊口的那份饭中拨给鸡吃。终于，有一天放学回家，他闻到了肉香却听不见鸡叫，于是放声大哭。几块鸡肉被夹到他碗里，一餐又一餐，热了一次又一次，他还是没有去碰它。对弱势生命的关爱，使他的身上有了一些超出人道主义的情感。饥荒年代的这段记忆，在韩少功的心里刻下了一条唯物主义的原则：人必须有饭吃，有衣服穿，然后才可以谈别的，包括艺术的优雅和道德的崇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城墙边上的童年（3）

那个时代，大人都很辛劳，家里的孩子也多，除非生病，否则孩子很难得到父母的照顾和关注，至于栽培，那是十分有限的。尽管如此，有空的时候，母亲还是教她的幼子写写毛笔字——她的毛笔字着实写得漂亮，毕竟是美术科班出身。在母亲的指导下，韩少功临摹过一些碑帖，特别是清代书法家钱南园的作品。也许是希望孩子受到一些英雄好汉的影响，父亲要求他们看《水浒》、《三国》，不许他们看《红楼梦》，怕他们受到封建贵族脂粉生活的熏染。出于对风云变幻、阴晴不定的政治生活的恐惧，父亲要求他们一定把数理知识学好，将来凭专业技能在社会上立足，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当然，父亲总是忙忙碌碌，心事很重，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谨小慎微地过着心惊肉跳的生活，给孩子关怀是相当有限的，以至于在回忆起父亲时，韩少功说：“父亲给我的印象不太深，因为他死时，我才十三四岁。”他只记得起一些零碎的片段。有一次，因为愤恨父亲没有带他们去游泳，姐弟们乘他午睡的时候在他头上扎了个小辫子，还挂了条草须。父亲迷迷糊糊醒来便出门上班去了。还有一次，父亲骑单车回家时摔了一跤，右脚被瓷片割破，血流如注，躺倒在地上，路上有许多人在围观，其中就有他的大儿子。当儿子发现是自己父亲时，却不知为何悄悄地退出去走了。这让父亲十分伤心，对母亲说：“没名堂，这没天良的，他就自己走了！”但他仍然对儿子宠爱有加，与客人谈话时总有意无意地提到儿子作文得奖什么的。

在一篇题为《那年的高墙》的短文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这个叫四毛的男孩对人性的惊奇：

爷爷的夏夜里有一堵高墙，布满了青苔，一颗颗流星都落到墙那边去，那边偶尔飘来一种怪好听的声音（琴声）。那边有一个疯子。有一次疯子从墙上冒出长长的头发，尖声地笑，挥着一条女人的毛巾，“阿毛，拿洋火来——”

四毛被吓坏了。于是父亲非常生气，拿来竹篙和菜刀把疯子轰下去了。

父亲最瞧不起墙后的这一家。有一次四毛问他们姓什么，父亲就说是“屙吃困，剥削阶级都是屙吃困。”还朝那边横了一眼：“哼，当小老婆的，还摆什么剥削阶级臭架子，还有怀娥铃（手提琴）呢。”

疯子被送走后，墙那边静得奇怪，四毛怀疑那边的人已死了很久很久。他有一次挖蚁窝，在墙基上挖出一条缝，从缝里看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小院，有夹竹桃，一团团粉红色拥护着。“我看见了一位陌生的姐姐，大概十五六岁，正在洗澡。她辫子盘在头上，全身白净如刚剖开的藕，突出的｜乳头轻轻跳动着，光滑的两条大腿之间，则有黑色的须毛。我大吃一惊！”

尽管有过一个时段的饥饿体验，韩少功的童年还算得上阳光灿烂。在学校，他学业成绩十分优秀，品行方面的表现也相当良好。家里的墙壁上，贴着各种各样的奖状，看起来十分斑斓。他还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大队干部，每天早晨穿着三条杠杠的制服在操场上领队做操，威风凛凛。大约是1963年的时候，全国推行“阶级路线”，韩父的军功章和诸多奖状并不能抵消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历史污点”，在台湾的亲戚关系也构成疑点，其政治前途日渐渺茫。不仅如此，韩少功肩膀上的三条横杠也被摘了下去，作为班干部的各种职位被相继免去。他心里的阳光开始黯淡，但对人世的警觉却过早惊醒。这种变故让他感到压抑，他不像以前那么活泼，也不怎么爱说话，只是把更多心思投入到书本中去。比较而言，韩少功理科的成绩要比文科好出许多，特别是数学和物理，是他兴趣最浓的领域，以至于他刚进初一，数学自修已完成初三课程，参加任何级别的数学竞赛，都只需一半时间就能斩获高分，自己动手制作的晶体管收音机也具有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