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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新的机会，尽管各种行业都可以通往成功，但对文学的选择对于他具有特别的意义：“选择文学实际上就是选择一种精神方向，选择一种生存方式和态度——这与一个人能否成为作家，能否成为名作家实在没有关系。”因为，“当这个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语言的世界，当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主要靠语言来养育和呈现，语言的写作和解读就已经超越了一切职业。只有苏醒的灵魂，才不会失去对语言的渴求和敏感，才总是力图去语言的大海里洁净自己的某一个雨夜或某一片星空”（《为什么还要写作》，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与一般作为生存手段的职业不同，写作对于他而言是一种精神的职业，关系到一个人的安身立命，关系到一个人灵魂的归宿，而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方式。但在这个时代，人内心虔诚的关怀要么成为一种隐私，要么被当做一种笑料。他只能用隐晦的语言表达自己心底对于文学的寄托。

幻想自叙（2）

一个人并不能做所有的事。有些人经常需要自甘认输地一次次回归到零，回归到除了思考之外的一无所有——只为了守卫心中一个无须告人的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人们有时候需要走向人。为了这个梦想，人们有时候也需要离开人。

我回到了家中，回到了自己的书桌前。我拔掉了电话线把自己锁入书页上的第一个词。事情就那么简单。一念之间，寂静降临了，曾经倾注热情寄寓心血的一切就可以与你完全没有关系。

《海念》一文和散文集《海念》的后记《南方的自由》，是韩少功作品中少有的内心独白，也是一个人反对种种向金钱和权力投降缴械，捍卫精神自尊的宣言。其中不止一次地使用了“圣战”这个让许多人敏感的词。本质上，韩少功从来都不是一个游世者，他内心深处有着对现世社会的恳切关怀，他是一个悲伤的人，一个很容易流泪的人。因此，他从不离开慈悲和责任来谈论超脱和潇洒。但是，相对于迂腐的卫道士，他又是一个游戏者，一个轻松快乐甚至妙趣横生的人，不轻易被那些道德的教义所困，失掉天真和机智。也许是不想高标绝俗地标榜什么，树靶子给人家玩枪法，《海念》和《南方的自由》之后，韩少功不再有这种直抒胸臆的个人自白式的文字发表。90年代以后，在中国知识界谈人生理想和精神关怀，成为一个极为私密的话题，甚至是不能见人的事情。但谈声色犬马，谈吃喝嫖赌，则可以大言不惭，并赢得众人喝彩，还能够让凑不上份儿的人自惭形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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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春天，韩少功接到来自法国科学院的邀请，到那里进行为期三个多月的创作交流。在戴高乐机场，见到了他作品法文版的翻译者、老朋友安妮？居里安。这位法国科学院的研究员带来她女儿一幅题为“中国女儿”的漫画送给了他，让他倍感亲切。这是他第二次出访法国，第一次是1988年间，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与陆文夫等一同前往。寓居在英国的北岛到法国来与他见面，他们在巴黎到处乱转，误入红灯区被人宰了一刀，北岛惊异刚出国门的韩少功还能用英语跟店主吵架。这次在法国的日子，除了参加学术交流，做演讲和出席法文版《诱惑》、《女女女》、《爸爸爸》的签名售书，还安排了一个创作假。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他一个人待在法国西海岸一座别墅里。别墅里十分安静，大海挂在阳台和窗户上，涛声弥漫在空气中，随风飘扬，还有朋友送来的舒伯特独唱曲。他的心褪去一些躁乱的尘埃，回到了心里。于是有了小说《鞋癖》和《会心一笑》（后改名为《梦案》），开始他文学创作的一个新阶段。

《梦案》源自《海南纪实》末期发生的事情对他的提醒，小说写的是主人公我在梦中见到一个人要杀掉他，醒来后对这个梦疑惑重重：那个企图在梦中杀我的人，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不可能、最不应该杀我的人。因为那人在我这里得到的帮助和好处最多，感恩戴德都还来不及。然而，后来种种可疑的线索都指向那个人，表明那个人确实伺机杀掉我，于是我恍然大悟：我给他过多的帮助对他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压抑，成为他尊严上的一块巨石，让人感到窒息。《鞋癖》可以说是一篇迟到的“伤痕文学”作品，以作者自己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际，特别是围绕父亲之死发生的事情为素材，韩少功并不打算通过对事件和个人情绪的悲剧性渲染来控诉社会与他人，抚慰自己心灵的伤痛，而是从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来探究人在特殊境遇中复杂微妙乃至诡秘的心理变化，包括感动、逃避和狡黠的自我保护，等等。如：在权力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