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3/4 页)

文学出现了文体上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马原、莫言以及后来的先锋作家余华、格非等备受关注，但除了个别评论家将《归去来》归入“先锋文学”的行列产生争议之外，很少有人把韩少功当成文体革命者。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他的写作看起来显得老气和沉着，没有那么飘逸和华丽，浸润着远古文化的气息也不像是一种进步，倒似是一种复辟。但对韩少功个人而言，他确实完成了自己的“文体革命”。

《爸爸爸》是叙述一个部族失败历史的寓言，是对失落的父性、阳性的呼唤，同时也是对“妈妈性”的咒骂，幽默中透露着苍凉，怪诞中透露着庄严。鸡头寨出生的一代代人都要经过两把刀的裁剪：丙崽娘的割刀割去他们的脐带——剪断先天，剪断与乾阳飞龙的联系，于是妈性断送了爸性；仲裁缝裁下他们的身材——剪出后天，文化抑制了天然生命力，类似于削足适履。两把刀的交叉剪铰之下，茁壮的父性萎缩了，变异了，于是有了丙崽和仁宝这样的后代，一个是长不大的怪物，一个是娶不了婆娘的孬种。曾经有着辉煌历史的鸡头寨衰落了。老人们抄出典籍，怀念“身高八尺，力敌千钧”的先人，怀念神勇的刑天与智慧的卧龙先生；青年人嫌恶祖业的式微和先辈的守旧，梦想来世投胎到异国他乡去。最后，一度有着辉煌历史的鸡头寨竟然被鸡尾寨打败了。仲裁缝看着自己刀口下不成器的后代，感到愧对先人，用毒汁药死寨里的老弱，只留下几头牛和青壮男女作阳春。然而剧烈的毒汁竟药不死丙崽，这个父性缺失的怪胎、神秘的精灵不断地咒骂着“×　妈妈（吗吗）”，并对每一个过路人呼唤着“爸爸爸爸爸”。那个爸爸出走了很久很久一直没回来，而且死活不明。

《爸爸爸》与《女女女》（2）

没有哲学上的诉求，文学会显得浅薄，有哲学关怀的作家才可能成为大作家。但是，如果让文学，特别是小说来完成哲学的使命，发现某种存在的真谛，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常常会出现力有不逮的局面。因为理性的思辨很容易损害作品美学上的圆满，使其露出破绽来。萨特、卡缪、黑塞、昆德拉是具有哲学关怀的作家，他们都曾经运用过小说来进行哲学探索，提供了一些值得思考的经验。如果用文学来质疑、嘲弄、颠覆某种价值坚持，往往比较容易取得成功，若是用文学来肯定、证明、揭示某种真理，却就困难；如果所揭示的理念是悖反的、荒谬的、两难的，是一种困境，也容易获得成功，若是所揭示的是一个定论，一个自圆其说的、雄辩滔滔的、不可辩驳的命题，就更加难于操作。卡缪的《局外人》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小说《爸爸爸》看起来就像一起策划得十分周密的阴谋，策划者在每一形象甚至每一句话里都暗藏了玄机。与所有寓言体小说一样，它有着哲学上的意义赋予。强烈的哲学使命，赋予了作品某种不同凡响的气度。因为这种寓意隐蔽在浓郁的巫楚文化氛围里，作者在文字中倾注了足够激｜情和丰富甚至奇特的想象力，使作品显得像热带雨林一样郁郁葱葱，具有很强的隐喻性，不轻易被人识破其中的机关，因此，哲学上的追求没有伤害到文学上的美学原则，作品所负载的仍然是一个隐秘的使命。

虽然是寓言体小说，《爸爸爸》并不是为了表达意念完全凭空构造的，在回答施叔青的采访时，韩少功作了这样的说明：“《爸爸爸》的情况最开始是一些局部素材使自己产生冲动，比如那个只会说两句话的丙崽，是我乡下邻居的小孩。‘文革’时，湖南道县的农民大开杀戒，杀了几万人，我把这一段也用到小说里，比如把人肉和猪肉混在一起，每个人都要吃。丙崽、道县人、古歌，使我产生了创作的欲念。构思之后，理性参与进来了。我特意把时代色彩完全抹去，成为一个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的故事。”（韩少功：《鸟的传人》，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女女女》是对自然人性的呼唤，也是对《爸爸爸》中“妈妈性”的探索和诅咒，其中蕴涵着一种中庸之道。韩少功显然把德性看成一个常量，总体上不增不减，遵从守衡不灭定律。一部分人道德品性的高尚，以另一部分人的道德堕落为前提；同理，一个人表现出来的德行越善良纯洁优美，他心灵深处保留的人性原型就越丑恶肮脏卑鄙。对人性的挖掘最好自女性入手，因为男性从来都是抽象的、概念化的，远不如女性具体可感，丰蕴难喻。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人性的觉醒实际上是男人对女人的发现。

《女女女》是一次女性精神的探险，对读者来说也是一次毛骨悚然的旅行，是美“女”与怪“媭”的双向演变。“媭”似是巫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