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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点缀得温柔富贵、风流旖旎。细看却不然。不用说城外那些烧砖的破窑里，低矮的土地庙中，城墙边一个接一个用旧席烂板搭成的小窝棚里，就在城里的屋檐下、桥墩下，以及那些形形色色的破烂棚子里，不知蜷缩着多少奄奄一息的饥民乞丐、逃荒流浪者。他们面黄肌瘦的脸孔，深凹失神的眼睛，用麻袋树皮裹着的身躯，还有那就在他们不远处躺着的一具具冻僵的饿殍，把江南第一城的繁华表象撕得稀烂，把同治中兴的神话揭露无遗！

江宁城里地位最高的衙门——两江督署，迎来了它复建之后的第一个新年，本该盛妆浓抹、热热闹闹地庆贺一番，但由于它的主人素来俭朴，更因他在年前到城里城外巡视了一遍，亲眼见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景展现在他的治下，心情异常沉重。他吩咐家人只在大年三十夜晚和初一早上放两次鞭炮，其他日子一概不放，酒肉果品不可过丰，全家老老少少一律不做新衣，略比平日干净整齐点就行了。大门口除悬挂四个大红灯笼表示吉庆外，所有一切与往日无异。

因九弟的到来，曾国藩的心情异常兴奋，接连长谈了两个夜晚。曾国荃将在猛虎山上做客的一节暂时不提，先告诉他康福的消息。

“康福还活着？”曾国藩惊喜万分，接着又喃喃自语，“那年打扫战场，一直不见他的尸身，我便存着一线希望：莫非康福没有死？果然现在还健在，真是天佑善人！”

曾国荃把去东梁山访康福不遇，见到其子，留下字条一事简略地说了一下，又将康重着实夸奖了一番。

“你怎么会知道康福隐居在东梁山呢？”康福还活着，给重病中的曾国藩很大的安慰。

“我在荻港码头上偶遇吉字营一旧部，听他说起的。”

“哦！”曾国藩没有再追问下去了，他两眼望着烛光出神，好似在回忆与康福相处的岁月，好长时间才轻轻地说了一句，“不知康福什么时候从武当山回来，我真想有生之日再见他一面，我亏欠他的太多了！”

“这个容易。”曾国荃说，“过段时间派人把他接到江宁城来就行了。”

也许是兴奋过度的缘故，曾国藩的旧病又发了：头昏眼花，右脚麻木，耳鸣不止，一连几天不能开口说话。同治十一年大年初一，曾国藩在仆人搀扶下，勉强出面，接受江宁文武的祝贺，并率领大家望北向太后、皇上叩拜。仪式刚一结束，便又卧倒床上。江宁官场新年互拜的闲聊中，都免不了一个重要话题：宫保曾侯病情严重。大家叹息着，说过去的军营太艰苦了，这些年的公务又如此繁重，任是铁人都难以支撑。也有人悄悄议论：老中堂的病主要来源于前年的津案，“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种心灵深处的悔恨所造成的痛苦，要比劳累给人的伤害强过百倍。

两江总督衙门更是笼罩着一片阴云。欧阳夫人夜夜对着祖宗牌位默默祷告，祈求祖宗在天之灵保佑夫子早日康复。欧阳兆熊带着几个名医天天进府诊视。前年曾国藩在天津时写信要儿子做棺材，纪泽兄弟不忍心做。眼见这次情形严重，纪泽悄悄地跟九叔商量，要不要把寿器先做好，并说有现成的建昌花板在。曾国荃想了一下，说：“迟早要做的，现在就做吧。”于是督署东侧几间杂房里，三个木匠开始敲敲打打了。

到了初七后，曾国藩病势渐有好转，头不晕了，能吃点稀饭了，便挣扎着起来，把前几天的日记一一补上。刚写了几页字，又觉得累了，只好闭着眼休息。略歇一会儿，感觉到好了一点，便又拿出一本《理学宗传》来阅读。

“大哥，我给你一样好东西！”曾国荃走了进来，一只手放在背后，脸上洋溢着欣喜的光彩。这一瞬间，使曾国藩想起三十年前，跟着他在京师读书的那个十七八岁九弟的神情。“有人给你寄来一封信，你猜猜是谁？”

“给我写信的人成百上千，我哪里猜得出！”看着九弟这副高兴的模样，做大哥的也受到了感染，干枯多皱的脸上略露一丝浅笑。

“你绝对想不到，是左老三从西北寄来的。”曾国荃藏在背后的手高扬起来，两个手指夹住一个长大的信封。

“是左季高的信？”突然之间似乎顿生力量，曾国藩竟然站了起来。“快给我看！”

不能怪曾国藩太激动。这个在西北战场上建立赫赫战功的老友，自金陵攻克之后，已整整八年没有来信了。尽管曾国藩曾主动给他写信表示友好，尽管有关西北的粮饷，曾国藩一粒不缺、一文不少地准时发出，尽管应他之请，将湘军的后起之秀刘松山派出支援，左宗棠始终没有一纸亲笔信给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