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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饷、闹事却时有发生。一时没有别的法子可想，曾国藩不得不实行老九的办法，向湘军将官们宣布：裁军之事暂时不提了，以后再说。这样，才逐渐平息了湘军的怒潮。

这时，曾国藩忙于部署修缮城垣，重建满城，并亲自监督江南贡院的修复。贡院开工的那天，曾国藩邀请金陵城内城外百多位德高望重的读书人，来到位于秦淮河畔贡院街上的贡院旧址边。这些读书人中，有汪曾甫、钱密之等十人为宋学宿儒，在江南素有三圣七贤之称，曾国藩对他们很是礼遇。大家见偌大的江南贡院，除至公堂、衡鉴堂、明远楼未受大的损坏外，其他如监临、主考、房官、提调、监试各屋，誊录、对读、弥封、供给各所片瓦不见，一万六千间号房板荡然无存，这些耆儒们对此惨景莫不哀叹不已。曾国藩对他们说，不管工程量多大，都要抢在十一月前把贡院修好，不但举行本届乡试，还要补行戊午、辛酉、壬戌三科，都在今年一并录取，并增建号舍四千间，达两万整数。又考虑皖北尚在捻军控制之下，其应试秀才不能前来江宁，特为安徽省留下四成名额。

曾国藩的这些话引得老儒们万千感激，纷纷称赞此举是为江南读书人所做的第一大善事，功德无量。一个老头子颤巍巍地当众跪下，给曾国藩磕头，涕泪满面地说：“中堂大人，你是活佛活菩萨，我为我祖孙三代人向你磕头祝福。我从咸丰三年起，整整盼了十三年，终于盼到了今天。十一月我要带着儿子、孙子，祖孙三代前来应试。中堂大人，从明天起，我每天三炷香，对着你的长生牌位磕头行礼，托你老人家的福，我李老头子还能活着看到这一天的到来。”老头子趴在地上，唠唠叨叨地说了许多，说得曾国藩又欢喜又酸楚。

这百余个老儒们回去后四处传扬，把江南两省的举子们喜得心花怒放，感激的信件成百上千地飞向总督衙门，使久处忧郁之中的曾国藩略感一丝欣慰。这天上午，曾国藩照例来到签押房，审批案头上堆得高高的文书。首先打开昨夜送来的几份廷寄，刚读到第一句话，曾国藩就惊呆了，照例的“准兵部火票递到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套话中赫然缺了“议政王”三字。他顿时诧异万分，连下文都无心看下去，便打开第二件，也没有“议政王”三字，再打开一份仍没有。昨夜收到的三份廷寄，均无“议政王”三字，他觉得此事非同小可，赶紧招来赵烈文、杨国栋、彭寿颐，三个心腹幕僚看后也深为不解。

曾国藩忧虑地说：“自同治元年来，军机处发出的文件，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即使恭王生病期间，‘议政王’三字亦冠在前，这次若不是有生死大变，则一定有非常大事。”

“事情来得突然。”赵烈文沉思着说，“不过卑职早就听人说，蔡寿祺的那份劾折，原不是冲着中堂、九帅和其他湘军统帅来的，矛头指的是恭王，说恭王是湘军的靠背山、保护伞。”

“这话我也听说过。”杨国栋说。

“蔡寿祺一个小小的御史，哪会有这样大的胆子，必定有人在后面指使他。”彭寿颐托着腮帮子，深思熟虑地说出这句话来。

“长庚说得极有道理。”赵烈文说，“这个人八成是西边的太后。”

在曾国藩的密室里没有禁忌，上至皇太后、皇上，下至督抚两司都可以直言明说，但出门则不能妄说一句，而进得这个密室的也只有少数几个心腹幕僚。听着他们的分析，曾国藩觉得事情比自己所想的还要严重得多。假若恭王不是猝然去世，而是被罢黜的话，那最主要的一定是因为他和湘军的缘故。想到这一层，曾国藩心里恐惧起来。他端坐在太师椅上，右手不断地捋着长须，面色凝重，一言不发。

“中堂。”赵烈文轻轻叫了一声，“我们在这里议论，好比瞎子摸象。这样一件大事，震动中外，这两天必有京报来，我们看到京报后再说。”

正说话间，荆七捧来一大堆从京师来的函件，彭寿颐急忙从中挑选京报。找到了！京报在首要位置上登载明谕：“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循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政。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事，不准干预公事。特谕！”

曾国藩看完这道特谕，半晌做不得声，他轻轻挥手，示意赵烈文等人退出。自己独自坐着，忡忡然仿佛呆了似的。不知过了多久，荆七在他的耳边说：“大人，天已黑了，要掌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