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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性命放在这之上。国藩乃在籍之士，奉朝命协助巡抚办团练，以靖地方，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桑梓父老，为了你这位巡抚大人。吁门兄，国藩之杀人，别人指责尚可谅解，你怎么也跟在别人后面指责我呢？”

这番话冠冕堂皇，义正词严，说得骆秉章哑口无言。停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涤生兄，你这番苦心，我可以理解，但别人就不一定能理解。比如林明光，他是通过府试录取的秀才，刘学台掌管的人，你不和他打招呼，征求他的同意，他能理解吗？你就不怕他向朝廷告状吗？”

曾国藩淡淡一笑：“林明光之事，按理是应该先通知刘学台，由刘学台革掉他的秀才功名后再用刑。但老夫子办事，吁门兄不是不知道，这个案子到了他手里，起码要拖半年，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昆老育材有方，国藩深为钦佩。但恕我直言，这安境保民之事，昆老尚欠魄力谋略。况且这案子是一桩会匪大案，与通常秀才犯法不同。当此非常时期，可从权处理。应该说，我杀的不是秀才，而是一个会匪，一个士林败类。昆老硬要向朝廷告状，就让他告去吧，我也无法阻拦。朝廷若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与中丞无关。”

骆秉章本是大兴问罪之师而来，结果竟被曾国藩充足的理由和强硬的态度弄得无言以对，只得讪讪告辞。

曾国藩想到湖南官场、民间对自己这几个月来严办匪乱指责如此之多，且其中也免不了有枉杀的人在内，若不先向皇上申明，求得皇上支持，日后有可能成为被人弹劾的口实。他思索几天，给皇上上了一道《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不久，奏折奉朱批递回来：“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钦此。”曾国藩将这道朱批遍示湖南各文武衙门。从此，官场上的公开指责便销声匿迹了。

半个月后的一天，康福从平塘镇办公事回来，悄悄告诉曾国藩：林明光一案冤情重得很，百姓反应很大。曹克勤受了熊家父子的贿赂，长毛小册子是熊家栽的赃。熊家借此事将林明光置于死地，是为了报积怨私仇。曾国藩听后，对林明光的冤情并不太感意外，但对曹克勤受贿却很愤慨，他生平最恨受贿的官吏。曾国藩交给康福一件任务，要他和彭毓橘、蒋益澧三人秘密查访委员中的受贿情况和冒功领赏的团丁。

不久，曾国藩借“严办土匪”的圣旨，将审案局中的委员作了大幅度的裁汰，从自己旧日友朋和岳麓、城南两书院中，挑选一批廉洁有操守的乡绅和士子来递补；又将凡有冒功领赏行为的团丁一律开缺回籍，从荷叶塘募来一批老实的农夫代替。从那以后，他自己对判决之事，态度也审慎些了。

一日，浏阳县团练所专程派人来到审案局，说周国虞的征义堂又死灰复燃了，在城外山林里活动猖獗，县团对付不了，请省团派人前去镇压。巡抚衙门也接到浏阳县令的告急文书，骆秉章请曾国藩办理。

曾国藩吸取林明光一案的教训，对下边报来的匪情不敢轻易相信。他带着李续宾、曾国葆、康福、彭毓橘，乔装成普通老百姓，亲自到浏阳去，对周国虞和征义堂作一番秘密查访。

四鲍超卖妻

原来，这周国虞乃浏阳宝塔山下一方大户，其先祖是南明弘光朝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的贴身侍卫周天赐。明亡后，周天赐隐居湖南浏阳，以反清复明为职志。由于清朝统治严密，周天赐的宏愿不得实现，但后代子孙恪遵祖训，代代不忘反清复明大业。周国虞及其弟国材、国贤从小读书习武，广交四方友朋，图谋大事。一次偶然机会，周国虞结识了天地会首领罗大纲，罗大纲带着周氏兄弟拜见了天地会大头领洪大全。于是周氏兄弟参加了天地会，并在浏阳县办起了征义堂，明里布仁施义，广结良缘，背地里发展会众，鼓吹反清复明，会众很快发展到数千人，声势浩大。后来江忠源带领楚勇前去镇压，周国虞和征义堂的兄弟们退到城外野人山。罗大纲投奔太平军后，几次派人相邀，周国虞因为与太平军的目标不一致，不愿参加。前几天，他们下山想杀掉横行霸道、强娶人妻的浏阳县团练副总张义山，结果没抓到张，便一把火烧了县团练所，县令饶丰平吓得惶惶不安，遂火急上报省城。

了解这些情况后，曾国藩制定了一个巧取野人山的计谋。通过旅店老板买通征义堂一个小头目，小头目带着李续宾、曾国葆、康福进入了人迹罕至的野人山。李续宾等人化装成湘乡县三合会的头目，以携带十万两银子前来合伙的谎言，骗取了周国虞的信任。这时，王錱奉命带着八百团勇从长沙赶到浏阳。王錱、李续宾率领勇丁并挟持张义山打进野人山。在征义堂兄弟们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