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2/4 页)

想生病？” 她帮艾斯普兰萨把灰蓝睡袍穿上。睡袍洗了那么多次，原本的蓝色已经褪得跟修女的灰袍差不多。穿好睡袍后，他在右边的口袋里找到一小包东西，交给了玛蒂尔德。他对玛蒂尔德说：“请你回去以后再看这里面的东西。我受不了你在我面前打开来看。” 眼泪重新从他面颊上流下来。那个名叫“受难玛丽”的修女看到这种情形，叫了起来：“哎呀！你怎么又哭了？”他既没看玛蒂尔德，也没看修女，回答说：“我那天造了一个大罪孽。平常我并不信上帝，可是，我知道我造了孽。我根本就不应该遵守上级的命令。”玛丽修女耸耸肩，对他说：“可怜的人，你那时候还有什么选择？当你把事情讲给我听时，我看到的惟一罪孽，是那些有权有势人的虚伪作为。” 他跟玛蒂尔德已经谈了一个钟头，修女觉得差不多了。他说：“我还没说完。你能不能不要来吵我们？”她抱怨说今天晚上艾斯普兰萨一定会觉得很累，然后大家都不得安宁。最后，她叹了一口气说：“好吧！不要超过十分钟。十分钟后，我会跟那位陪伴玛蒂尔德小姐来的先生一起回来。他也开始担心了。” 她转身离去，双手把灰袍的下摆稍微拉起来，以免拖在砾石地上，就像一个爱漂亮的姑娘一样。 这个四十三岁的老头子重新拾起话头。他喘着气，呼吸中带着从毁坏的肺部中发出的哮声，好像粉笔画在黑板上一样。 ***我没太多可说的了，可是我最后要说的非常重要。 第一件要说的是，我们回来后第二天，我听说“黄昏宾果”战壕的人把对面敌人的战壕攻下来了，甚至占领了德军的第二线阵地。我觉得这多少是个小小的胜利，稍微冲淡了我对那件丑行的罪恶感。我知道这不是什么高贵的情操，可事实就是这样。 我先把五个犯人的信都抄了下来，然后把原件分别装在信封里，交给我遇到的第一个军邮官。既然你收到了你未婚夫的信，我想另外四封也应该安全抵达收信人手中。我抄下来的副本现在就在你膝盖上的小包里。 几个星期以后，我也接到了一封信。信出自法福里上尉的笔下，我离开他时，他正熟睡，而我离开他几个小时后，他写下了这封信。那封信辗转邮寄，到我手中时已是牧草青青的夏天了。那时，我已远离可怕的前线，在某个地方铺铁轨。我想你一定会跟我一样非常喜欢这封信。我把信给你，因为我已经会背了。 我帮你准备的小包里还有一张照片，是我部下趁我不注意时，偷偷拍下来的。那家伙无论到什么地方，腰带里都挂着那个小玩意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玩意儿替我们那个战壕###时代留下来的影像，不知道代表了神奇，还是耻辱。如果我们抢了一尊敌人的大炮，或者消灭了一个敌军，就要拍一大堆照片来纪念我们的光荣。如果我们埋葬了一个战友，也要好意地拍上一大堆照片留念。拍照的小兵有一个让他始终耿耿于怀的姓氏，叫普鲁士。他一九一七年四月死在一个叫“圣母道路”的战场上。他去世一年后，我在巴黎见到他的未亡人。她非常痛苦，好像下定决心要去跟他团聚。因此，她把这张照片给了我。 我并不比谁好过。我一到了孚日山脉，跟新队友在一起，加入了一个新的军营，就把“黄昏宾果”这件事抛到脑后去了。我只是在某些晚上喝多了老酒以后，会让这件伤心事把我弄得切齿痛心。所以，我就跟所有的醉鬼一样，借酒浇愁，醉了就要闹事，把一切都砸烂。“黄昏宾果”，为什么叫这个名字？长久以来，我总是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可是我没有找到答案。 去年，我们第二次想把德军驱逐过马恩河时，我在维勒柯特雷地区的森林里腿部负了伤。他们把弹片从我身体里一片片拿出来，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我胸前戴着医疗身份证明，在某个车站里等待撤退。就在那个地方，我看到了查多罗，两个押解犯人到“歌剧院广场”战壕的下士之一。他躺在一长排担架的其中一个上。我能拄着拐杖已经是非常幸运了。他伤在肚子上，伤势比我严重得多。 他苍白无血色，消瘦得让我不太敢认他，可是，当看到我俯身观察他时，他绽开了一个微笑，细声对我说：“嘿！居然会是艾斯普兰萨中尉。”我对他说：“好家伙，如果我早知如此，一定早就让那些人在原野上逃得不见踪影。”他听到我这样说时，由于我说话的语调，令他想笑而不敢笑，因为笑会让伤口疼痛，就像我现在一样。 我当然会问他，我们走了以后，战壕的情形怎么样。他动了一下头，答复就跟十八个月前指挥官说的一样：“疯狂世界。”接着，他用尽了力气，撑着半坐起来，用游丝般的声音对我说：“他们全都死光了，荒原上的五个，我们的中尉，我的战友。后来，我们拿下对方的战壕时，上尉也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