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3/4 页)

结果林徽因得到一封“恭贺弄幛之喜”的电文，三天的焦虑才石头落地。

今日说的建筑当年称营造，四十年代后期梁思成创办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就叫营建系。

一九二九年朱启钤自费在北平建立了“中国营造学会”，它原是旨在研究建筑文献的学术团体，后由“学会”改名为“学社”，加强了建筑实践的考察。当时朱启钤自任社长，请学社成员、清华老校长周贻春专程赴沈阳，动员梁思成、林徽因加入他的队伍。梁思成起初很是犹豫，一面是不舍亲手建起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另一面碍于朱启钤本人口碑不佳。

朱启钤是个老牌官僚，曾经官至国务总理，与赵秉钧、陈宦、梁士诒一起拥戴袁世凯复辟，总揽登基大典事务，他们四个被时人称为“四凶”，名声狼藉。然而朱启钤还不失为一个有事业心的官僚，任职国会参议院期间，他经手修建中山公园，对古代建筑发生了浓厚兴趣。他偶然在南京的江南图书馆发现了宋代古籍李诫的建筑著述《营造法式》，自此决心倾注财力和心血，将余生献给古建筑研究的组织工作。他撰写的《中国营造学社缘起》，认识到，“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同时又深感中国古建筑文献大有绝灭之虞，亟需人才发掘弘扬。他创建学社，为的是“绝学大昌，群才致用”。

朱启钤这般深明大义、求贤若渴，梁、林夫妇经再三权衡，终于决定回到北平。朱启钤在天安门内故宫的一角，为学社找了十几间西庑旧朝房作办公用房。梁思成担任学社的研究部主任，位在社长之下，众人之上。林徽因的职务是校理。一九三二年营造学社又请刘敦桢任文献部主任，偏重文献研究，梁思成为法式部主任，重在实地考察。梁思成、林徽因实现了朱启钤的宏愿，朱启钤则成就了梁林的事业。夫妇俩很是感激这位伯乐，梁思成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清式营造则例》序言中特向他表示谢意：“若没有先生给我研究的机会和便利，并将他多年收集的许多材料供我采用，这书的完成即使幸能实现，恐也要推延到许多年月以后。”话是梁思成所说，实为夫妇俩共同的心声。林徽因不仅在实际研究中与丈夫默契合作，而且还执笔撰写了统率全书的第一章“绪论”。

据林洙统计，营造学社在北平期间，除测绘故宫的重要建筑六十余处及市内的安定门、阜成门、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新华门、天宁寺、恭王府外，还离开北平调查了一百三十七个县市，调查古建筑殿堂房舍一千八百二十三座，详细测绘的建筑二百零六组，完成测绘图稿一千八百九十八张。（林洙著《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林徽因生下儿子从诫后，身体明显好了起来，力争要与梁思成同行外出考察。五、六年时间里，林徽因的足迹遍及六、七个省份，几乎是不到一年就外出一次长途跋涉。她甚至还到了西北地区距甘肃不远的耀县，东南到了临近福建的宣平。北京八大处，山西大同的华严寺、善化寺及云冈石窟；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赵县的四十多座寺庙殿阁，河北的正定隆兴寺，苏州的三清殿、云岩寺塔，杭州的六和塔、金华的天宁寺、宣平的延福寺；开封的繁塔、铁塔、龙亭；山东有十一个县，包括历城神通寺和泰安岱庙，以及西安的旧布政司署，陕西的药王庙，处留下了林徽因的身影。这是一条十分漫长的行程。梁思成为《清式营造则例》写序时特别说明：“内子林徽音在本书上为我分担的工作，除‘绪论’外，自开始至脱稿以后数次的增修删改，在照片之摄制及选择，图版之分配上，我实指不出彼此分工区域，最后更精心校读增削。所以至少说她便是这书一半的著者才对。”

他们在北方最后一次考察，也是最为辉煌的一次，数五台山木结构佛光寺的发现。西方的古代建筑基本是石块砌成，经得起风雨侵蚀，雷火毁坏，因此至今留存很多。中国房屋多以砖木构建，当时已不知是否还有唐代木构建筑的存在。日本人曾扬言，要看这样的建筑只有去他们的奈良城。林徽因和梁思成立志要找到中国唐代的木结构建筑，然而这又谈何容易！旧中国没有一份建筑名录，到全国各地去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然而，有志者事竟成，经过辛劳奔波，他们最终发现了珍贵的佛光寺。一九三七年初夏，梁思成、林徽因和学社同仁莫宗江、纪玉堂向五台山进发，山路狭窄崎岖，他们只好骑着驮骡慢慢前行。后来连骡子也不肯走的时候，只得下来牵着它继续前行。步履蹒跚了两天，他们在黄昏中突然望见了夕阳下金光四射的宏伟殿宇，再近看远翘的飞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