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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团缺团长，后来广播电视部在找干部的时候，我是其中人选之一；教育电视台缺台长，寻找干部的时候，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两个地方对我来说都可能不是特别合适或者说特别恰当的地方，但是我也没有反对，于是国家教委有人来找我，广电部也有人来找我。我在广院的时候，曾经和广播艺术总团、CCTV合作过一个节目叫《艺苑风景线》，现在还有呢，那时候第一个主持人就是陈鲁豫，这个节目就是我那时候开办的。后来凤凰卫视庆祝建台五周年做了一个比较大型的演出，我们请了广播艺术总团的民乐团现场演奏凤凰旋律，广播艺术团的几个团长都到了，他们还很亲近地称呼我为“老团长”，因为当时我已经被广电部任命了，只是没有去上任。我现在都不好推测，假如当初到了艺术团，我的活儿会练得怎样。

我认为在凤凰创立的过程中，有几个志同道合有抱负的人，因为一个偶然因素走到了一起，％％％这个偶然因素发生在北京广播学院

记者：您和刘长乐首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

王纪言：刘长乐是广播学院的老毕业生。那是1994年的秋天，广院刚过了40年校庆，他回广播学院来看他的老师新闻系主任曹璐教授，并顺便到学校校园看看。那时我在广播学院除了管理日常事务以外，还在做学院跟电视台及其它组织的合作事宜，广播学院已经建了很多的演播馆，具备了一定的制作能力。我陪同不同的客户沿着广播学院一条相同的线路参观这些设施，向对方宣讲学院的软硬件优势成为我日常的工作。比如说《我爱我家》这部经典情景喜剧为什么上面老有我的名字，因为《我爱我家》是在广院的演播馆录制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对广院很实惠，学生既可以在这里当观众，又看到了中国第一个情景戏的制作。当时长乐总裁来的时候，我就领着他到学院转了一圈。他是一个做新闻出身的人，他在部队里做新闻，在广播学院里读新闻，后来虽在海外做产业，但他脑子里血液里始终活跃着“做传媒”的念头。他走了以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想在海外办电视，现在是好时机，希望我也参加，找时间聊聊。就在长乐总裁邀请我和他一起做“这件朦胧的海外事情”的过程中，我那几个方面的进程还没停，就是所谓的教育电视台台长和广播艺术总团的团长。不过长乐总裁的召唤更呼应了我渴望挑战自己的创造欲望及人生追求。我们为什么都想“办电视”呢？前面有原因，“电视很重要，重要是电视”，就是这个，不是做报纸，不是做广播，而是做电视。

王纪言（3）

凤凰卫视创立的过程中，它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点，就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有抱负的人，因为一个偶然因素走到了一起，这个偶然因素发生在北京广播学院。

我们决定在香港办电视

王纪言：在海外办电视，怎样办呢？大家都很朦胧，我们想海外办电视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在海外选择什么地点，用什么人，用什么传输方式，我们脑子想象的是很初步的，也是常规的。比如我们从哪儿买设备、我们买什么设备、我们怎么发送信号、我们要多少人、我们怎么排列节目等等，在酝酿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遇到困难，电视实在是一个太复杂的系统工程，实在不是几个人工作的工作坊，实在是一个不好做的事，这不像办一份报纸，办一个刊物，电视是跟高科技紧密相关联的一种产业，是跟高投入紧密相关联的一种产业。1995年春天，我和长乐、崔强几个朋友到香港考察，我们就考虑是不是把我们未来的电视媒体建立在香港，因为香港通讯业很发达，香港金融业很发达，香港的位置很好，香港人才也很多，而且香港即将回归，从香港整个的情况来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点，比选择澳门和新加坡都要好许多，最终我们就把创办电视媒体的地点定在香港。当然，在香港办电视的困难也接踵而至。

与新闻集团相遇

记者：地点定下了，以后的工作进行得顺利吗？

王纪言：在海外做电视很复杂，很难自己包打天下，你把所有人都找到，你把所有的设备都找到，从一张白纸到高楼大厦都包下来，这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或者是需要时间、需要准备，或者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纸上谈兵，这就要求我们在香港筹办电视台首先要找到海外特有的办事情的方式。后来一个最基本的点遇到的实际困难启发了我们：我们准备租一个卫星，我们发现香港卫星播出的平台，或者亚洲区最好的卫星平台，转发器的数量是有限的，这些转发器大部分被中国政府租用，另一部分就被刚刚在亚洲立脚的美国新闻集团租用，这个卫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