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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不负有心人，舰队第三轮巡航时，奥斯曼海盗就盯上了这支“船队”。

结果可想而知，当乘坐渔船等小型船只的海盗靠上来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凶猛的炮弹，以及准确得像是长了眼睛的子弹。

激战之后，郑成功从俘获的海盗嘴里知道了海盗老巢的位置，然后顺藤摸瓜，杀上了门去。

当时，海盗的主要聚集地就是奥斯曼帝国的阿巴斯港，也就是当年郑和船队曾经到达过的胡鲁谟斯。

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郑成功并没有考虑炮轰阿巴斯港的结果。

若不是奥斯曼帝国的国力日渐衰弱，若不是奥斯曼帝国没有像样的海军，若不是奥斯曼帝国惧怕大明帝国强大的国力，恐怕郑成功将成为帝国与奥斯曼战争的点火人。

或者说，在炮轰阿巴斯港之前，郑成功就断定，奥斯曼帝国不敢借此与帝国开战。

试探了奥斯曼帝国的底线之后，郑成功开始变本加厉的对付那些盘踞在奥斯曼帝国港口内的海盗。

两年之内，西北印度洋上的海盗几乎被他消灭得一个不剩了。

正是如此，大量海盗离开印度洋，转战东地中海，结果造成东地中海海盗为患，对当时刚有点规模的威尼斯，热那亚等欧洲公国的海上贸易构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

明历二百八十八年（公元1656年），郑成功依照帝国内阁府的命令，率领规模扩大到十五艘的“平匪舰队”前往直布罗陀要塞，协助地中海国家平定猖獗一时的奥斯曼海盗。

在欧洲的三年，郑成功并没有多少事可干。

也许是他在印度洋上闯出的名气太大了，在他的舰队进入地中海之前，之前活跃一时的奥斯曼海盗全都不见了踪影。

结果，三年之中，郑成功将绝大部分精力花在了应酬上。

同时，郑成功也接触到了西方文艺复兴时产生的大量新思想，新思维。这其中就包括了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

不过，相对而言，西方哲学对郑成功的影响更大。

明历二百九十一年（公元1659年），郑成功返回帝国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三权分立”派。

当时，帝国国内大部分资本家也正在倡导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比起那些实力强大的资本家，年仅三十六岁的郑成功根本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比起其他资本家而言，郑成功有两个巨大的优势。

一是他家喻户晓的名声。

帮助琉球国王扫平倭寇，对付奥斯曼海盗，混迹于欧洲列国上层，这些都成为了传奇般的故事，更成为了帝国青少年学习的榜样。

二是系统，严密的哲学思想。

这也是郑成功在欧洲生活三年的最大收获。相对而言，当时欧洲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比大明帝国更加先进，也更有开创性。

凭借这两点优势，郑成功迅速成为了“三权分立”学派的主要推手。

英雄创造历史，历史也创造了英雄。

就在郑成功回国的第二年，即明历二百九十二年（公元1660年），首辅孙承宗病逝，孙可望出任内阁首辅。

相对而言，孙可望并不是炙手可热的政治家。

比起当时内阁在任的数十名大臣，来自外地的孙可望缺乏足够的基础，更缺少支持。毫无疑问，他不可能像孙承宗那样，将内阁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甚至可以说，为了保住首辅大权，他得依靠外界的支持。

“三权分立”派的资本家正是孙可望的天然盟友。

另外，通过三权分立，还能适当削弱内阁的权力，减轻孙可望的压力。这也正好符合了孙可望的短期要求。

很快，双方达成了协议。

同年，孙可望确认设立最高法院，负责统管全国司法工作。该决议在帝国议政院以微弱多数的优势得到通过。

郑成功也因此成为了帝国历史上首任大法官。

当时，最高法院只有一名最高大法官，而不是后来的九名。

作为冒险家，郑成功是优秀的，作为军事家，郑成功的良好的，作为思想家，郑成功是合格的，可是作为法官，他却并不合格。

仅仅两年之后，郑成功就被刺杀。

虽然事后最高法院宣布，刺杀郑成功的是一名遭到错判的囚犯的弟弟。但是更多的人坚信，郑成功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不说别的，当时有很多人更有资格成为帝国首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