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3/4 页)

自从明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满人叛酋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叛明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二年。

在这十二年中，帝国失去了太多的英杰，也经历了太多的失败。

明历二百二十二年（公元1590年），接替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的高仪病逝之后，内阁中代表各地区势力的大臣就新任内阁首辅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党争”由此爆发。

从长远意义上看，“党争”的结果是好的。

正是在此时，出现了最原始的“党派”意识，并且出现了“共盟党”与“民业党”的前身，而这两个党派将是帝国今后最重要的两大党派。

可是，从短期效果上来看，“党争”只会削弱帝国的实力。

更严重的是，“党争”导致帝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从明历二百二十二年（公元1590年），到明历二百二十八年（公元1596年），短短六年之内，先后有二十八人出任帝国内阁首辅，其中最短的只在首辅位置上坐了十一天，最长的也不到半年。

虽然被严重削弱的皇室并没有借此生乱，但是政府频繁更迭，只会使帝国更加混乱。

可以说，这六年的时间，几乎毁掉了张居正与高仪两位首辅在十八年中创造出的所有成果。

当时，最严重的后果是，土地兼并出现了彻底失控的局面。

随着中原，江南，两广，以及四川等地区的大量耕地被资本家与开明地主大量兼并，可开发的肥沃土地越来越少，需要更多牧场，更多耕地的资本家把目光投向了帝国周边地区，以及那些还没有开发，或者没有完全开发的偏远地区。

其中，东北地区就吸引了资本家的贪婪目光。

在资本势力涌入之前，东北地区基本上处于原始的渔猎与农耕经济时代。一是东北地区气候寒冷，不太适合种植农作物。二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主要是少数民族，思想不开发，很难接受新兴的资本主义。三是交通不方便，运输成本巨大。

只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从明历二百一十九年（公元1587年），广东籍资本家黄爵新在辽阳建立第一个种植园开始，到明历二百四十九年（公元1617年），东北地区的种植园与牧场的数量激增到了三百五十二个。

随着资本经济的扩张，所产生的必然是大量失去了生活来源的原住民。

其中，大量出现的牧场对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的影响最为巨大。另外，资本家追求高额利润的贪婪行径，比如通过垄断来压低物产的价格，也严重的激化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

比如，在明历二百一十年（公元1578年）的时候，一张产自东北的貂皮能够卖到一两白银，或者换取一石大米。到明历二百四十九年（公元1617年）的时候，同样一张貂皮只能卖到十钱，或者换取十斤大米。

结果可想而知。

在资本家圈地的时候，少数民族居民失去了牧场，失去了猎场，失去耕地。而资本家的垄断经营，更是让少数民族居民入不敷出，甚至难以果腹。

如果当时帝国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也许后面的矛盾就不会爆发。

毕竟，在张居正与高仪执政期间，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两人都采取了保护少数民族的政策，并且尽量缓和国内的民族矛盾。

问题是，动荡不安的帝国内阁政府根本无法约束不法商人的掠夺行为。

当然，帝国军事部门在东北地区采取的高压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努尔哈赤发动反叛之前，东北地区先后爆发了大大小小数十次叛乱。这些叛乱无一例外的被镇压了下去，组织叛乱的匪首，以及参加叛乱的匪众都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甚至连其族人都受到株连。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明历二百三十九年（公元1607年）到明历二百四十九年（公元1617年）期间的十年中，就有六万七千八百三十六名东北少数民族居民被以叛国罪处死。同期，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也从一百八十三万锐减到了一百一十七万。

也就是说，努尔哈赤的叛乱并不是偶然事件。

同样的，因为频繁的叛乱，所以努尔哈赤这支由满人组成的叛军并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

历史证明，努尔哈赤绝不是个普通角色。即便在发动叛乱七年之后，也就是明历二百四十九年（公元1625年）的时候，他在宁远城外被平湃统帅袁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