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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河北、山东，而且原籍都相对集中。其原因在于，一旦有当太监的发了财，对周围的穷人都会有很大的吸引力，由此相互援引、介绍，便在当地形成风气。还有的人是因为生活中遇到挫折而自宫当宦官。如《清律稗钞》所载清朝康熙年间的唐姓宦官，原本是一位商人，而且已经娶妻生女。后来他因为经商连连失败，遂一气之下北走京师，自愿阉割后入宫做了太监。清末著名的权阉小德张，自小家境贫穷。据他的后人回忆，为了出人头地，他独自在牲口棚里用一把锋利的镰刀净了身。被人发现后，在土炕上躺了整整六天他才醒过来。

明末最狂妄、最有权势的大太监魏忠贤本来是一个嗜赌成性的市井无赖，因债台高筑而无法再在市面上混下去，终于愤而自宫，随即改名换姓，摇身一变入宫做了宦官。后来因与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客氏相好而蒙受宠信，成为大字不识一个的司礼监掌印太监。

三是宫中宦官所收养的义子阉割后入宫继为宦官。这类人虽说幼年即被阉割，但一般是成为养子在先，被阉割在后，大致上都出于自愿。

古代历朝大致上都不反对宦官养子。这一方面是基于宦官既不可能生育自己的子女而又有养老送终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伴随着宦官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而至少在表面上希望能有正常家庭生活的心理需求。在宦官势力较为显赫的汉、唐、宋、明诸朝，宦官娶妻养子相当普遍，就可查考的资料看，上层宦官几乎人人都在宫外建有豪宅，都娶妻养子，而且其妻娶自高门大户者并不罕见。唐朝权阉仇士良娶妻胡氏，乃是已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赠户部尚书胡承恩之女，可谓家世显赫。唐肃宗时奸宦李辅国娶的是权臣元擢之女，家世同样显赫。娶了妻便要有子。当时朝廷规定高品宦官可以由养子享受门荫入仕、承袭爵位等特权，因而一些贪图富贵之人趋之若鹜，或径自卖身投靠甘为养子，或送子侄为其养子，心里痴想的则无疑是入宫为宦后的荣华富贵、飞黄腾达。朝廷规定宦官只允许收养一子，但事实上收养数子乃至数十子、数百子的大有人在。这些人以自愿阉割为代价，不惜改名换姓，谋求进达。唐朝权阉中，杨思晟本姓苏、高力士本姓冯、杨复光本姓乔、杨复恭本姓林、田令孜本姓陈，后来都随其养父而改姓。代价固然很大，但回报也同样可观。出于培植自身势力的需要，权阉养子往往都能成为高品宦官。大宦官仇士良有养子五人，除一个因年纪幼小未能入仕之外，其余四子皆承恩入仕且位高权重。

历史上由养父养子相继相承的宦官家族以唐朝中后期的杨家最为典型。这一家族自唐德宗贞元年间任职左神策军中尉的杨志廉开始，五代养父养子先后相继活跃于权力核心，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号称“世为权家”。其中以“守”字排行的杨氏第五代养子，仅史书所载且能名职对应者即有数十人之多，如杨守立任天威军使，杨守信任商州防御史，杨守贞任龙剑节度使，杨守亮任兴元节度使，杨守宗任忠武节度使，杨守忠任洋州节度使等等。其他有姓名无职务或有职务难考姓名者更难以计数，《旧唐书·杨复光传》称其养子以“守”为名者数十人，皆为牧守将帅；《新唐书·杨复恭传》更称其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天下威势，举归其门。

除了上述几种情形之外，在自宫的庞大队伍中还有一些不谙世事的幼童。他们或是被父兄送入净身作坊，或是由人贩子卖给净身作坊，所占的比例应该也不会太小。这些幼童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和独立生存的能力，因而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一切听任摆布。正因如此，这些人历经磨难长大后，往往十分憎恨自己的父兄，把自己的一切苦难都归咎于父兄的狠心和狠毒。至于那些被唯利是图的人贩子拐骗而来的幼童，从小就失去了与家里的联系，像飘萍一样随波逐流，了其一生，他们甚至长大后都不知道该去恨谁。

由于自愿净身为宦官的人日益增多，至晚自五代十国时起，历朝的京城中都曾出现过持刀阉人的特殊职业。一些人把替人净身当成了自己谋生和致富的手段，并渐渐有了固定的地点，形成了自己的行规。前文述及的清朝光绪年间北京城内专门替人净身、实施阉割手术的“毕五”家与“小刀刘”家，其家主都是朝廷现职官员，他们每年按四季，每一季给总管内务府进四十名太监。净身一类的烦琐手续全由两家包办。

宫刑与自宫（4）

明清时代自愿接受净身的人先要到固定的场所报名，时称“挂档子”，然后要经过坊主的审查，主要是看相貌、身段、言谈举止，对那些已经成年，相貌丑陋或不够机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