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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嘴里发出咂巴的声响。

稍后，尼尔斯带我们来到位于艉部的套间舱。他说我将给船上的牧师和塔布朵先生当侍从，他把我所要干的活儿交代了。这些活儿听上去并不繁重。接下来，我就等待我的主人招呼我去刷一下帽子，或者把船舱整理一下。

姚纳斯直到第三天才恢复过来，非常疲惫。那两天他吃什么就吐什么。他试着用木勺将豌豆放进嘴里，豌豆很快又顺着原路从嘴里滚了出去。不止他一个这样，一半的船员都在不停地呕吐。尼尔斯属于那些我从未见到趴在船舷边嘴里往外大口喷的人。和蔼的豪尔木、船长和尊贵的大班也是如此，这种痛苦似乎和他们沾不上边。

“哥德堡”号在暴风雪中抵达西班牙

天气很快变得恶劣起来。天空一片昏暗，涌起的海浪从甲板冲刷而过。抓手缆绳被拉紧，这样海员们在海浪冲刷的甲板上来回走动时，有东西可抓。

我们的周围涌起高高的海浪，海浪高得似乎都能盖过船的第三桅杆。

我们已经改变航向，风从船的艉部吹来。站在甲板上，我能看见海水在身后汹涌而起。海浪高得似乎能够在瞬间将我们击得粉碎。我们的船躲过浪头，出现在浪峰上，扑向前，又跌落进下一个浪谷里。

显而易见，我们处境危险。木匠们接到命令，备好斧头，以防船上的桅杆被刮倒。

暴风雨的第三天，我们遇到了更高的海浪。船的左边出现了陆地，我们刚刚调整航向，以便让海浪稍稍地从船的侧边上来。这股海浪涌上甲板，仿佛高高悬挂在我们的上方，用它的阴影笼罩着我们。在巨响声中，她铺天盖地打了下来。我跑开，想躲进船舱里。然而海浪猛烈地冲倒了我。我站起身想抓缆绳，没有抓住，我被卷到了甲板上。有人抓住我的衣领，我没有注意到是谁，因为海水一直涌到我的腰部，我听见自己的喊叫声，我想我要掉进海里了。整个船被浪冲得倒向一边，船体倾斜得厉害，帆桁都浸在水里。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直立起来，好像一匹刚刚下过水的马，继续航行。

当海浪从甲板上退下去后，我看见豪尔木用他的大手抓着我的衣领。他向上指了指帆缆索具，那几张没来得及收的帆都被刮烂了。我们跌跌撞撞地走向船艉，豪尔木指了指我的前额。我才发现自己眼睛上方的一个伤口正在流血，这是海浪把我卷向甲板时撞破的。

水手们和实习水手正在准备升帆。船长浑身湿淋淋的在船上四处走动，他叫喊着，指点着。我冷得几乎站不住。

姚纳斯严重晕船，他吐出了所有的食物，很快就筋疲力尽。他说如果他早知去广东的航行是这样艰难，他就待在家里了。

虽然塔布朵先生有一副严酷的外表，但他是一个和蔼的人。他时常问我是否喜欢船上，还鼓励我学习，他说我有一个聪明的脑袋。晚上，尤其是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我听见他在舱房里唱歌。通常他用法语唱童谣，他似乎非常精通这门语言，因为他常常用这种语言顺口说出大段的童谣。每当我显出木然不知的样子时，他便大为恼火。

随船传教士举止认真、严肃，不过也很和善。他二话不说就给我上课。当我没活干的时候，他十分乐意教我读书和写字，这些我从前几乎都不会。有一次传教士得到船长的许可带我到船长舱里，让我看人们是怎样导航的。他努力向我解释船长和大副是如何使用一种特殊的仪器，当他们把这个仪器对着太阳时，就可以确定我们所处的位置，然而我似懂非懂。他给我看指南针，我一窍不通。对于那些导航知识，我唯一能真正理解的是那块三角形的木块。人们经常把木块从船的后部扔到海水里，利用绳索上的结和沙漏计时器，人们可以确定船航行的速度，然后在航海地图上可以找到我们所处的位置。

我们在恶劣的天气中，在海上艰难地航行，度过了日日夜夜。很多天后，我们到达了西班牙加迪斯城。这时，很多人被严寒和潮湿折磨得筋疲力尽，一部分人咳嗽很厉害。他们由于疲劳和高烧，几乎难以动弹。

原先就骨瘦如柴的姚纳斯脸颊凹陷，在阳光充沛的西班牙海岸，他脱去毛线衣和衬衫后，看上去像一个骨头架子。在这里，我们要卸下铅，装上银子。要想和中国人做生意，就需要这些银子，他们卖茶叶和瓷器时，只收白银。

卫生检查官上船来检查我们是否有传染病。我们的烟草箱被上了锁以防烟草走私，每个人只能留一点儿供自己使用。我们在加迪斯停泊了整一个月。最初的几天，疲惫不堪的船员们只是休息。

当太阳渐渐温暖了我们四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