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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子弟，似乎自从他们踏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与“农”字无缘了。

但严仁杰毫不避讳他的农村出身。他说，他上大学的部分费用，就是靠两个姐姐出外打工赚的钱资助的。谈起家乡，他的语调中、眼神里，显然带着一种眷恋、一种神往、甚至一种惆怅。

他的家乡在安徽，地理位置非常奇特，位于长江中心的一个江心岛上。“岛上有一个乡镇，七个村子，原来居民有一万三千多人，98年发大水，差点儿把岛冲垮了，很多人都移民，搬走了，搬到岸上去了，现在岛上居民只有八、九千人。”在华东理工大学的学生食堂里，严仁杰对我如此描述着他的故乡。

“我们村里生活提高的节奏蛮快的。”他的安徽口音很重，而且语速极快，“我小的时候，衣食不保，现在基本上是衣食无忧，生活达到小康了。”

“那主要是靠农业，还是靠其它副业？”我很好奇。

“农业占的比例很小，主要是靠孩子在外面打工挣的钱。”

严仁杰回忆说，上高三时，他开始意识到要努力学习：“我那时有很多想法，我想，即使我考不上大学，我也要做一个农民工，去城市里去谋生。那时我对科研比较感兴趣，决心考上一个全国重点大学，所以那时我学习很刻苦。”

但严仁杰很爱他的故乡，因为他童年的许多回忆都与这个江心岛联系在一起。他不无伤感地说，他梦牵魂绕的故乡，今后可能会消失，因为小岛经常受到长江洪水的威胁，政府打算把岛上所有居民都迁到岸上去。

“村里老人都不愿意走，他们祖祖辈辈住在岛上，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了。但即使政府不强迫搬迁，岛上最终也会没人的。村里的年轻人基本走光了：他们都到外面打工去了。有的人在外面成了家。”严仁杰长得很秀气，瘦瘦的，带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光看长相，猜不出他是农家子弟。

“你也会在外面成家吗？”话说出口，我又有些后悔。

他笑了笑，没有回答。

最近，我在伦敦远郊家里的电视出了故障，我便打电话让人来修。

预约上门维修的时间到了，两位操着蹩脚英语的技工敲开了我家的门。维修工作结束后，我们随便聊了起来。两位技工来自波兰，年龄大的大概30来岁，已经在英国工作了四年，年龄小的只有20岁出头，刚来英国一个月，是赶着波兰加入欧盟后兴起的新一波出国打工潮来到伦敦的。

“你们在波兰时就认识吗？”我好奇地问。

“他差点儿成了我的brother…in…law（中文“妹夫”之意），”年龄大的那一位笑着说，然后朝年轻的那位做了个鬼脸，“但他不喜欢我，所以我们没有成为亲戚。”

我告诉他们，我刚去了一趟波兰首都华沙，玩得很高兴。

“是吗？我还没有去过华沙呢。”年长的那一位一边拆卸电视顶端的数码调台盒，一边心不在焉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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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我们都来自农村（2）

“那你们二位来自哪个城市？”我有些诧异。

“我们都来自农村，一个村的。”那个小伙子用波兰口音很重的英语说。

波兰加入欧盟之后，来英国打工的波兰人越来越多，街头上、火车里、商店中、吧台前，你随处都能听到波兰式英语，这些波兰打工者不仅有“波兰乡下人”，也有许多受过很好教育的“波兰城里人”。全球化模糊了移民输出国的城乡界限，穷国整体成为世界的“农村”，富国则成为我们这个因全球化而急剧缩小的星球上的“城市”。

我又想起了我最近的德国、波兰之旅。在柏林至华沙的夜行火车上，我遇到一位英语颇为流利的华沙青年，他在德国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但选择留在德国工作，只是每个星期五晚上，他会乘坐这趟夜行的列车，回家与父母共度周末。

“如果我在华沙工作，我父母在柏林，我就花不起这个钱，每周与父母团聚。”我们在卧铺车厢的走廊里聊天时，他对我这么说，他戴的近视眼镜的镜片，反射着火车所途径的一座德国城市闪烁的灯火。

他告诉我，波兰加入欧盟后，大批青年跑到西欧国家打工，波兰劳工短缺，许多波兰公司甚至不得不去印度等南亚国家招工。他还说，历史上，波兰一直是移民输出国，著名的波兰人大多流亡海外，如音乐家肖邦、化学家居里夫人、电影导演波兰斯基等等。说这些话时，他的口气中带着一丝无奈。

我也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