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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出版过尝试“时尚写作”的《性感：一种文化解释》一书，但是我经常苦于拿不出大块时间来用于性史著述，以至于弹指间十年过去，计划中的前两部始终未能写成。而国内性学界及有关方面依旧对我十分关爱（我至今仍尸位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性教育协会副会长等），每念及此，既愧对友人，也愧对自己——日日陷溺红尘，蹉跎岁月，近几年尤为严重。

在本书中，我曾认为，中国人在性观念的解放道路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个结论放到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也依旧是正确的。事实上，这十年我们又有了更大的进步。但是，毋庸讳言，继续进步的余地还是很大的。这里仅拿手边一件小事为例，以见一斑：

在本书完稿后，上海有一家杂志向我约稿，命题作文，要我写张竞生。热心的编辑还向我提供了有关的资料。于是我写了长文《张竞生其人其事》，不料交稿后杂志却不敢刊用了，据说是“怕出问题”——其实后来该文多次在别处发表和转载，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可见对于开放的程度，不同的人认识是大相径庭的。

前些日子，很意外地接到张竞生哲嗣（次子）张超的来信，告诉我台湾大辣出版社征得他的同意，出版了《性史1926》（即张竞生当年《性史》第一集的新版）。张超要求一定要将我的《张竞生其人其事》一文冠诸篇首，出版社也同意了。因为张超认为，拙文《张竞生其人其事》“是改革开放以来数百篇对家父（张竞生）的评价文章中最全面、准确和最有学术价值者”。能得张竞生后人如此推许，在我自己来说，当然深感荣幸。

在接到此信之前，我已经收到大辣出版社送来的《性史1926》，书中收入《张竞生其人其事》一文也是事先征得了我的同意的。

本书初版之前，曾经过全面的严格审查——由出版社将书稿全文送呈上海市出版局有关部门审读。这是审查中最严格的一种。据说是由一位女同志审阅的。但是审阅者没有要求我对书稿作任何修改，甚至连书稿中原先安排的若干幅插图也被容忍了，真是让人充分体会到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春风。其实这些明清时代的线描插图，放到今天来看，作为说明问题的技术性插图，早就不算出格，甚至已经显得太缺乏美感了。

因本书完稿于1995年初，其中有些信息今天看来未免有点陈旧落伍（主要表现在最后一章），但是为存其真，我决定不作补充或更新。只是极个别错误之处作了改正。

至于这些年我在性史方面的文字，除了《性感：一种文化解释》一书之外，还可以散见于我的几种文集之中：《东边日出西边雨》（2000）、《江晓原自选集》（2001）、《走来走去》（2001）、《年年岁岁一床书》（2003）、《交界上的对话》（2004）、《小楼一夜听春雨》（2005）。内容包括随笔、书评、文化评论等等。这也算是一个将性史当做“第二专业”的研究者在无奈之中保持“参与”的一种形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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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

江晓原

2005年11月2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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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在80年代末写了两册关于中国性问题及其历史情况的小书之后［1］，又转而埋首于几部天文学史著作的撰写中——天文学史毕竟是我的“主业”。不过在此期间，我仍在前一领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参与。如今当我终于又能够调用一部分主业之余的时间和精力，重新回到先前设想已久的课题上来时，很高兴看到国内在这一领域也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就中国性文化史而言，近几年的新进展主要表现在高罗佩（）两种著作的中译本以及大陆学者几种格局相似之作的出版（参见本书附录，特别是其文末注17）。

几年来，随着对中国性问题及其历史状况的观察与思考之进一步深入，我常常会有一种“时间停滞”之感——与古人相比，我们今天在性问题上所面对的局面、所感到的困惑、甚至所见到的表现等等，实际上竟没有太大的不同。其实这也不足为怪：无论经历了多少天翻地覆的巨变，今天的社会毕竟是从昨天演变而来的，传统的“根”是不可能彻底一刀斩断的，况且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又是如此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有人归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是“表层极容易变，深层几乎不变”，确实有其道理。而性心理、性观念、乃至广义的性生活等等，显然与传统文化的深层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是不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