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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算了，我捐一块怀表。”

“那块表太好了！”

“一块表算什么？生命都不保了！这些身外之物留它何用。现在只要能表示出我们对人民热爱，捐什么都可以。”

这块怀表是我二老婆的父亲在第一次见面时给我的，一块银色瑞士怀表，带一条白色细钢链。价钱相当贵，我很爱惜它。这一次我捐出来了，我在捐献簿上写道：捐给解放沈阳的第一个战斗英雄。

这块表捐出后，胡松岳在背后说：“他捐怀表，还不是贪污来的？”听这句话我非常难过，心想，贪污来的也是我的，我不捐也没有人强迫，说这种怪话，不应该。过了几天，《吉林日报》刊登出来，公安处劳军名单，第一个是关梦龄先生，捐瑞士怀表一块，捐献给解放沈阳的第一个战斗英雄。其他人列在其后。

有一天，曹科长与我闲谈，谈到生活，他说：“如果要改善生活，可以买点肉回来吃，不要到饭馆子，太浪费。”

我的脸红了。

他又说：“我们的同志有什么事都要向组织汇报的，你叫他不说，他也要说。这一点与你们阳奉阴违那一套不一样，我顺便对你提一下。”

“好，好，科长这样批评我对我有好处。”

11月5日，吉林全市举行庆祝沈阳解放大会，曹科长也叫我们参加，并且在会上“找人”。晚饭后，小王同志和郝同志来了。小王同志今天没有背枪，一见面就笑，他说话是关内冀东的口音，不过20岁，非常纯洁。我们三个人一出大门，就找了辆马车。上车之前小王买了一斤榛子，他说：“关同志爱吃榛子，吃吧！”

我边吃榛子边想，共产党的人都像王同志这样，要我的心我也不会犹豫。他这是领我到会场，今天就是领我到法场，我也不会跑。

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大会场。我们下了车，在会场人多的地方乱钻。不一会儿遇到了中统局长春区的一个特务，叫李之龙。接着又遇见了五六个从长春到吉林的军统和中统的特务。如法炮制，都将地址套出来告诉给郝同志。会场里有不少穿美国服装的投降军官，有的认识，与我说了话；有的不认识，互相看看，彼此知道都是长春来的。队伍像潮水一样涌向会场，有五六万人。还有秧歌队，不是东北原来的老式秧歌，是新秧歌，前走两步，后退一步，不好看。有一个人化装成蒋介石，另一个化装成宋美龄，样子很难看。心想，这是恶作剧没有意思。许多东西看着生硬，不自然，也就不生兴趣了。

回来的路上，碰见了老高家一家人。除了高心鲁到长春去了，全家都来开大会。高心鲁的父亲高铁峰是我的义父，在长春时我经常上他家吃饭。六月份他们全家迁到吉林，合股开了一个杂货铺。高老太太像对待自己的孩子，把我手拉过去说：“你们那是什么地方？好不好？不吸烟行吗？（指吸食鸦片）手中有钱吗？每天都吃什么……”

一系列的问话，我都做了回答。

小王与郝同志在很远的地方谈天。

他们马上就要全家回长春，我说：“我没有行李，想法给我送套旧铺盖，不要好的，送到通天街平安胡同一号，交给曹科长。”

谈了有20分钟才分手，现在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一定替我担心。

11月6日郝同志领我到尉官解放团，士兵解放团等处去“找人”。北大营有铁丝网，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们到吉林第一天夜里住的地方。我们挨着屋走，各屋子都是一铺一铺的大土炕，炕上有席子，有的炕上睡着人。看样子都是士兵。我遇见了几个宪兵，穿着整齐的制服，比较起来宪兵倒是挺精神，被俘或投降仍然这样整齐，不容易。他们见我，都站起来给我敬礼，我问道：“你们王队长来吉林没有？”

“不知道，没有看见。”

“你们的那些‘自来得’都缴了吗？”

“都缴给人民政府了。”

“你们就来了这么几个吗？”

“来了十多个，其他的都不知跑到哪去了。”

离开北大营又到我住过的解放团。只见院子里扔着乱纸、垃圾、烟头、棒子皮、花生壳，很不像样子。怎么不扫一扫呢？我先进到我原来住过的屋子，想看看苗可成、李继先、陈震寰等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见着。各屋子有赌牌九的，有掷骰子的，有唱戏的，有睡觉的。从解放团的各宿舍可以看出国民党的这些军官，不但做军官不够格，就是做一个国家的普通人民也不够格，没有一点公共道德，这样的军官训练出来的士兵怎么能打仗呢？早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