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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佳媛毫不犹豫地婉言谢绝,说,我有对象,是我大学同学,我们打算毕业就结婚。那些介绍对象的大妈大婶们一边“啧啧”地感叹着,一边似有意无意地说,“两个刚毕业的孩子一无所有这日子可怎么过”。
丁佳媛丝毫没有怀疑过他们以后的日子没法过,她认为他们的婚姻,也必将和他们的爱情一样,花前月下,浪漫美好。
他们俩一起住在职工单身宿舍,吃食堂。和当时其他大学毕业分配来的情侣们一样,先婚姻登记,然后排号等待单位给分房子。
伴着他们的女儿呱呱坠地的哭声,他们终于排到了房子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平房。屋里只有上水,没有下水,没有卫生间和厨房。
女儿的到来让毫无经验的两个年轻人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昔日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变成了现在的锅碗瓢盆、奶瓶尿布。
女儿长到三岁的时候,跟丁佳媛要漂亮娃娃。丁佳媛看看孩子,又看看娃娃,摸摸自己的衣袋,带着孩子转身就走。
1995年丁佳媛和胡杨每人每个月的工资是215,俩人加一起是430元。上有老、下有小,勉强支撑一家三口的生活。
丁佳媛经常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衣着光鲜、骑着玩具车,吃着高档的零食。她也曾暗暗羡慕过同一个办公室里那些住楼房、屋里有上下水、有暖气的女同事。
后来她听说,厂长的侄子娶了她那年毕业一起分来的另一个女大学生,现在那个女生每天老公开公车接她上下班,住着据说是两室一厅的楼房。
丁佳媛慢慢地开始跟胡杨抱怨,说我们是不是也该想想办法多赚点钱,不为自己也得为孩子。
胡杨当时刚接了科长派的一个新活儿,被科长三句表扬的话忽悠得没日没夜画图纸、搞设计。听完丁佳媛的抱怨,胡杨随口说道,咱这厂子就这样,大家都挣这么多,我上哪多挣钱去。
丁佳媛听了不免又唠叨一番。
想当年郎才女貌的丁佳媛和胡杨慢慢地因为柴米油盐、繁琐家务、孩子的费用而成天争吵不断、怄气不止。
就这样,丁佳媛和胡杨的婚姻,因为没钱,口角和战争逐渐升级。
女儿七岁上学的时候,丁佳媛去娘家借了点钱,给孩子做了几件新衣裳。
送完女儿上学,回到家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皱纹渐渐地爬上了眼角,昔日明眸善睐的大眼睛也变得失去光彩。脚下一双穿了四年的旧鞋子,身上也好几年没有添新衣服了。
那时候的胡杨虽然晋升了工程师,但依旧是个小职员。他们俩的工资增长远远跟不上飞涨的物价。按照目前的活法,别说换楼房,就连买几件好衣裳,都得反复掂量掂量。
丁佳媛越来越感到纠结、失望。
作者有话要说:
☆、花儿姐姐(六)
她和胡杨的婚姻,已经过到了第八个年头。
所有大学四年的那些花前月下、浪漫情怀,早就消磨殆尽。只剩下近在眼前的贫贱生活。
丁佳媛坐在自己住了七年的小平房里,闻着窗外臭水沟里传来的恶臭,挥一下手轰走飞绕在她眼前的苍蝇,咬着牙暗自下定决心:“这日子,坚决不能再这么过了。”
晚上胡杨加班回来的时候,她和女儿早早吃完了饭,女儿趴在刚才的饭桌上写作业。
丁佳媛和胡杨说,或者你,或者我,必须得有一个跳槽出去,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去寻找机会,不能再这么耗着了。
胡杨却对丁佳媛的建议不以为然,说,我们这么过不是很好么。最起码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
丁佳媛听了勃然大怒,积攒了八年的愤怒和不甘一朝爆发,她的手臂在空中胡乱地抓着,情绪极其激动,高声地控诉着这些年来受到的委屈。旁边的女儿吓得瞪着和她年轻时一样的水灵灵的大眼睛,哇的一声哭了。
第二天,丁佳媛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和胡杨同在一间工厂的厂办内勤的工作,带上几件简单的衣服,搂着女儿哭了一遍又一遍,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南下广州的火车。
那年是2000年夏天,丁佳媛毕业整整八年,30岁。
在广州,她去人才市场应聘,生长在北方的丁佳媛头一次来到南方,在炎炎烈日下被烤炽得几乎晕厥。她拿着打印的简历,投了一家又一家。
繁荣、躁动的人才市场人头攒动,烈日下那些求职的人们挥汗如雨,一个职位,一个饭碗,对那些渴望工作的人们来说是何等的宝贵。
丁佳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