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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什么，你爸爸找了王副校　长？为我？”她气得直打哆陵，“为什么不和我商量？我还是不是个独立的人？为什么事先不征求我的意见？你们，你们简直把我当成玩偶了！”她如同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忽然明白了真相，胸口堵着口无处发泄的火气。

“这这，完全是为了你呀。”乔真发了慌，“分校的生活艰苦倒没什么，可学习条件、师资力量那么差，这是木能将就的呀，况且过不多久我们就要面临一个分配的问题了，连总校都要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分到外地，真要是去了分校咳，难道我们替你做这件事是害你吗？”

“害我！”她气极地喊了～声，邻桌的人无不侧目而视。她站起来，咬着牙说：“我靠自己生活，不需要别人可怜我，同情我，不需要别人恩赐！不需要！”

“小萌，你干什么？你要上哪儿？”乔真在她身后软弱地喊着。

她回到了家。

这是一个市委书记的家，这个家给过她无数温暖和享受，给了她难以割舍的优越感和依赖心，倘若不是命运把磨难横摊在身上，她的未来大概不会离开她自己在想象中塑造的公式而发展到别处去，——她将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律师，爱人搞公安，姐姐擅音乐，姐夫是出色的翻译，父亲是德高望重的老干部，母亲病休在家，安享天伦之乐，这是一个和睦、美满、令人羡慕的家庭，一个段实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兼备的家庭。啊，这类想象，这类憧憬，是多么市侩、多么俗气，可她居然一直没有剥夺它们在自己心中的那一小块领域，就因为它们能给自己庸俗的心灵带来一点儿苟且的幸福感。够了！她不要这幸福感，不要这无聊的、虚伪的、低级的。自欺欺人的幸福感！她要靠自己生活，靠自己生活！

进了家门，母亲正在走廊里拨电话。她低着头正要进自己的屋子，母亲竟意外地叫住了她。

“卢援朝又被捕了，你知道吗？”

她停在卧房门口，“知道。”

“这下清楚了吧，你姐姐就是给他弄坏的，他才是真凶。当初我不让你去给他瞎辩，你偏不听。结果怎么样？这件事对我们这样的家庭会有什么影响，我看你是从来不考虑的！”

她好容易才忍住了火气，镇静地说：“我是有错的，可我的错并不是因为当了他的辩护人，杀人犯也有获得辩护的权利。我错就错在不该无原则的轻信和同情，不该这样麻痹，这样天真。我的错我知道。可是您呢，您没有错吗？您为姐姐开脱罪责，走后门，您还是个党员呢！您这么做，又会给家里带来什么影响，您考虑过吗？”她不知道是因为气愤还是因为难过，发着抖说出了这番义正辞严的话，这是她第一次敢于这样撕破脸地指责母亲。

“你，你，你胡说什么！找是你母亲！不是你的同学，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母亲老羞成怒，”她是你姐姐，她是大反革命，犯死罪，对你有什么好处！“母亲的嗓子完全嘶哑了。

“那是她，罪有应得！”她咬牙说了一句，拉开房门，走进了自己的屋子。

“好吧，”母亲在门外喘着气，“你不用这样对待我，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母亲说完走了。

隔了一会儿，传来一声重重的摔门声。

她一个人，默然在椅子上坐下来，心绪孤独而钦乱，几乎想象木出今后这种形同水火的日子该怎么过。床边的桌子上，摆着一封信，大概是吴阿姨送进来的。信封上没有写发信地址。她满腹狐疑地打开信封，展开信纸，一片斑斑点点的水渍把信纸摘得有点发皱，是什么？泪水吗？她看见信纸的下方写着“严君”两个字，呼吸忽地紧促起来。

“肖萌：你好！

我想和你谈谈，我觉得应该和你谈谈。因为我知道你是爱着周志明的，也因为我和你一样爱过他。

我们都是不幸的。我的不幸在于得不到他的爱，而你的不幸在于得到了却不珍惜。你和作的全家也许还不知道，三年前他银钱入狱，给自己选择了一条牺牲之路，就是为了救护你的姐姐和你的一家，由于他销毁了你姐姐在十一广场上‘闹事’的证据，你们才在那场浩大的冤狱中得以幸免。这几年，他吃了多少苦是可以想见的，但他却从来没有诉过苦。这种忍辱负重的性格，也许是使作至今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一个原因。但是，他的正直；他的善良；他对别人的热情和坦荡；他对生活的严肃和乐观；他对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难道都没有使你为有这样一个爱人而感到过一点儿自豪和满足吗？这一切闪光的品质在种种顺逆荣辱之中保持得那么顽强，顽强得成了一种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