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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部在列宁格勒工作的领导干部判得非常轻，但在１９３７年把他们都枪决了。可以推测，枪毙他们是为了掩盖谋害基洛夫的真正组织者留下的痕迹。”要知道，那个死于车祸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波里索夫是负责基洛夫的警卫工作的，而据一些材料看，他曾警告过基洛夫可能有人行刺。无论如何，这个在基洛夫必经之路上两次截住了带枪的尼古拉耶夫、后来又根据别人的命令释放了他的人，是被人收拾掉了。

我能看到的档案中没有关于“基洛夫案件”的更确实的材料。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次谋杀并不像不久后官方所说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下命令干的。今天我们了解了斯大林，了解了他异常残暴、阴险、奸诈，因此完全可以推测这件事是他一手制造的。间接的证明之一是，把两三个“层次”的潜在的证人都消灭了，这完全是斯大林的“手笔”。

国外关于这个神秘的案件写了很多书，但是这些书往往带有很大的偏见，通常都以假设和推论为依据。例如，其中就有死于美国的老流亡者波·伊·尼古拉耶夫斯基紘紡矠所作的结论。

尼古拉耶夫案件审理得很匆忙。过了２７天公布的起诉书就断言，尼古拉耶夫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地下恐怖组织的活跃分子。在起诉书上签名的有苏联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不久之后的许多悲剧和黑暗的篇章都和他的名字有关）和要案侦查员Д·Р·舍宁。不出预料，此案的所有被告包括尼古拉耶夫在内都被处决了。为什么说是“不出预料”呢？

原来在发案的当天，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未经政治局讨论）就通过一项决定，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作了修改。斯大林干得如此匆忙，这个决定甚至“来不及”送给国家元首、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签署。这个践踏法制的文件不得不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签署。决定说：

１．侦查部门应从快处理被控策划和执行恐怖行动的案件；

２．司法机关不得推迟执行对这类罪行的死刑判决，以研究是否可以给予赦免，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作出这样的赦免是不可容许的；

３．一俟对犯有上述罪行的罪犯作出死刑判决，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应立即执行。

第一部第四章　斯大林和基洛夫（3）

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在颁布这些新指示后，许多“案件”的审理马上加快了。由于基洛夫是在列宁格勒遇害的，侦查工作把这个案件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联系起来，早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一大批“阴谋分子”（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库克林、盖森和其他一些人）就上了被告席。有关他们参与杀害基洛夫的直接罪证、证据一点也没有找到。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虽然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会后他一度重又活跃起来，当时他盘算着，“暴风雨”已经过去，可能还会时来运转。他甚至在代表大会后写了一篇题为《过去十年的国际意义》的文章，把他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这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突然他被捕了。在他从报上看到关于基洛夫遇害的消息和评论，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坏蛋们”同这个案件有牵连之后，他连魂都丢了。他明白他会得到最坏的下场。在侦查部门以及后来检察官的高压下，季诺维也夫不得不“承认”，“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原反党集团可以对已发生的一切承担“政治上的责任”。有这一句话就足够了，“司法”部门不需要任何论据、证据。政治审判案进行了第一次排练。季诺维也夫被判１０年徒刑，加米涅夫被判５年，其他的人也是５年。这可以说是公开把持有与官方观点不同的政治观点跟刑事犯罪等同起来的第一例。

列宁的两个过去的战友的悲剧在继续演下去。他们虽然贪图虚荣，立场不坚定，认了错（也许不是出于真心），定不下心，但根本不是罪犯。

基洛夫遇害意味着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即将来到。人们相信过去的“反对派”在进行恐怖活动、破坏活动。首先，当时社会上显然有一些暗害分子、盗窃分子、怀有阶级仇恨的人。其次，由于缺乏客观的报道和起码的公开性，形成了蒙蔽千百万人思想的理想条件。人们千百次举行群众大会，要求严惩恐怖分子。在３０年代人们都着了魔，一个号召、一句口号就能把他们发动起来，一个虚幻的远景就能燃起他们的热情。但是也可以很容易让他们相信有“敌人”、“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何况他们又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据３０年代受过迫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