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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的和被捕的革命者，我们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通常都看很多书。监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大学。据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回忆，他关在施吕瑟尔堡要塞的时候，就曾看过亚当·斯密、李嘉图、普列汉诺夫、波格丹诺夫、詹姆斯、泰罗、贝克尔、克柳切夫斯基、科斯托马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布宁等人的作品⑥。斯大林看的书不少，但他总感到奇怪，为什么沙皇制度同自己的“掘墓人”作斗争是那么软弱无力，他们可以不干活，可以想看多少书就看多少书，甚至可以逃跑。只要想跑，基本上都能跑掉。说不定当时他已经得出了后来他曾不止一次宣告过的结论：坚强的政权应当有强大的“惩罚机关”。成为“领袖”并在国内组织了血腥的清洗之后，斯大林同意叶若夫关于修改政治犯关押制度的建议。在１９３７年中央２—３月全会上，正是由于斯大林的坚持，在就叶若夫的报告作出的决议中专门加了一条：“监狱制度要制订得让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等等）忍受不了。它现在与其说像监狱，不如说像强制休养所。可以交往，可以同外界通信，可以收到包裹，如此等等。”⑦“措施”自然是采取了。对那些不幸的人来说，现在根本谈不上什么“大学”了。在斯大林个人专权时期被关进遥远的集中营的人们，为了自己能生存下去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但决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目的。

甚至个别的逃跑事件都成了大事，要向斯大林报告。例如１９４８年６月３０日，内务部长向斯大林和贝利亚汇报：

苏联内务部报告：今年６月２３日，苏联内务部北方铁路工程局附属鄂毕河劳改营有一批犯人共３３人解除了看守他们的两个士兵的武装，抢了两支冲锋枪和４０发子弹，然后沿鄂毕河左岸朝上游方向逃跑

截至６月２９日，逃犯已有４人被击毙，１２人被抓获，其余的人在追捕中

Ｃ·克鲁格洛夫⑧

斯大林命令有关负责人员前往出事地点，设法把其余的逃犯抓回来，要求在“行动”结束后必须向他报告。他的惩罚机关是沙皇宪兵局根本无法比拟的。

未来的“领袖”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库列伊卡村看那些到得很晚的报纸时，不能不感到即将发生重大事变。但当世界大厮杀爆发的时候，这位移民流放者参加社会活动的最后一点积极性也没有了。人们不由得想到，斯大林已经不想从流放地逃跑了（虽然起初有过这种打算），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战争期间他在地下状态会遇到许多困难，二是他不愿意在动员期间被征召入伍。实际上，当１９１７年２月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征兵委员会想让他入“伍”的时候，发现他身体有缺陷（一只手臂干瘦，一只脚有缺陷），认为他根本不适于服兵役。

这四年流放期间，紧张的阶级关系的暗流在社会的河床里逐渐上涨，人民对帝国主义战争越来越不满，斯大林似乎期待着什么。也许，已经到了这份年纪的他，对自己在２０年的革命生涯中一事无成感到了绝望？或者，斯大林预感到他很快即将进入生活和斗争中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一个阶段？也可能，他有不相信专制制度能够推翻的想法？这些，任何人任何时候也不会知道。关于这一时期的生活，斯大林没有写过只言片语，讲得也很少。

斯大林整整四年时间消极无为，实际上没有写任何东西，完全不像一个党中央委员的样子。在流放地，斯潘达良和斯维尔德洛夫成了实际领袖，流放者都集结在他们两人周围。斯大林孤独自处，虽然他并不掩饰自己对斯潘达良抱有一定的好感。性情暴烈的革命者苏连·斯潘达良命运不佳，没能看到革命的火光：１９１６年他在流放地病故了。

我想，斯大林在流放地长时间情绪消沉的时期，是他作出个人抉择的时期，是他回首往事、展望未来的时期。他那不知在什么地方的儿子该长高了，而他暂时还没有给过他而且也不可能给他任何东西。母亲的情况也很少知道。他已年近４０，而个人前途还很渺茫。斯大林没有任何专长，他什么也不会干，实际上从来没有干过活。顺便说一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３０年的这个人不曾有过任何职业，如果不算多少懂得一点神甫这种职业的话。如果说，斯克里亚宾（莫洛托夫）毕业于实科中学，大学没有毕业的马林科夫在青年时期是某机构一个勤恳工作的事务秘书，而卡冈诺维奇是一个手艺不坏的鞋匠，那么斯大林连他父亲当的鞋匠也不是。警察当局在调查表中“会不会手艺（职业）”这一栏里给他划上一道杠，要不就填“办事员”。斯大林本人在党代表大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