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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萨里克的传略，他企图借助一小时的谈话深入这位“神秘的苏联独裁者”的内心世界。这一点他未见得能办到。特别是斯大林根本不想多谈自己早年的情况。

在透过精神上的“正面和侧面”审视斯大林的时候，不能不指出：在宗教学校学习时，这个孩子表现出天分很高，记忆力非凡。索索掌握经文比别人快。新旧约全书起初曾激起这位宗教中学学生真正的兴趣。他力求领会只有上帝才是无所不爱、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的化身的思想。但是，长时间学习神学这部教条和道德原则的总汇，很快就使朱加施维里厌烦了。当时，在这位天资聪颖的学生的意识中，竟形成了一些对他后来的命运关系重大的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特点，而这是他本人也没有觉察到的（要知道，索索在宗教学校学习总共有１０年出头的时间）。除去１０年宗教学校的生活之外，还应当考虑到柯巴�在监狱和流放地也呆了１０年。遭到社会歧视和排斥的处境，强化了年轻的革命者虽不外露但却极为坚定的倔强性格，加剧了他对命运的不满。先被接受后被摒弃的那一套玄妙的宗教原理，社会遗弃者的处境，以及由此产生的渴望“造反”的模糊意向——这一切无疑在青年斯大林的性格上留下了痕迹。在宗教中学的独居小屋和监狱的狭小牢房度过的成长过程中的头１５年，归根到底不能不影响到这位职业革命者的才智、感情和意志。例如，在思维方式上，上述影响在几个特点上都有所表现。

特点之一是对任何知识都想加以整理分类，把它们分成许多智力“小格子”，这也正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教义问答的思维方式”的特点。这种思维方式照例给周围的人造成一种印象，觉得这样的人头脑“很有条理”，很有逻辑。斯大林思维方式的另一个特点同不能认真地用批判眼光看待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关。朱加施维里一生都信奉某些原理，起初是基督教原理，后来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凡是自己接受了的概念和公式容纳不了的东西，索索都视为异端邪说，后来又视为机会主义。但是，既然他对自己信奉的理论上的种种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很少提出怀疑，他也就不认为需要批判地对待自己的观点和意愿。要知道，他从来没有背离过（按他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原则。大概他看重的是信仰而不是真理，虽然连他自己恐怕也不承认这一点。如果对理想和有价值的东西抱有信念，那是好事。但是，如果用信念排斥真理，把真理置于次要地位，那还会是好事吗？宗教食粮和社会地位促使朱加施维里养成了一种虽不外露但却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一种夸大自“我”在编织周围世界中的作用的习性。

斯大林很早就明白，要生活下去，除了自己，他是没有人可以指靠的。巴库和梯弗里斯的同志们不止一次对柯巴说：“你有坚强的意志。”赞语给了他深刻印象。朱加施维里决定用革命的笔名把自己性格上的这一特点固定下来，于是给自己挑选了“钢铁”那样的姓氏。从１９１２年起，朱加施维里就已经在写文章时署名“斯大林”�。不过，不仅是他想用姓氏把自己性格上或思想上的坚定性表示出来。例如，远不具有朱加施维里那样的意志的革命者列·波·罗森费尔德也决定用“加米涅夫”��这一笔名来满足自己的愿望。但是后来历史表明，“石头”碰不过“钢铁”。斯大林愿意相信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无懈可击、自己作为地区领袖的地位。坚持信念（信念是教条主义的坚实基础），这在斯大林身上是一贯的。

宗教学校的教育促使朱加施维里－斯大林形成了一种经久不变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虽然未来的“领袖”本人也经常批判教条主义，只不过他对教条主义的理解是庸俗的、简单化的。斯大林总是喜欢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原理当作不可改变的金科玉律，并常常作出极其错误的结论。例如，由于把阶级斗争的实质和意义绝对化，他在３０年代得出了一个错误的公式：“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异己思想，对斯大林来说向来就是阶级敌人的同义语。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位昔日的宗教中学学生主要是从社会暴力的角度去看，而无视它的建设原则和诸如此类的内容。

斯大林在如何“对待”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缺乏突出地、创造性地运用这些原理的能力。宗教学校的教育（而朱加施维里没有受过别的教育）的影响，我们着重再说一遍，首先不是表现在观点的内容上，而是表现在思维的方法上。斯大林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也没能摆脱教条主义的桎梏——诚然，这种桎梏的束缚并不总是表现得那样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