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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的，一定要仔细留意，才能学习到。最后，父亲说：“其他的我也不必跟你仔细说，你放心去好了，到德国后，到大使馆找谭伯羽；德国的军方则找莱谢劳（Jeneral　von　Reighenau），他是德国第七军军长，司令部设在莱比锡（Leipzig）。”我到德国之后，刚好蒋百里将军也到德国去考察，武官处就派我为蒋将军的随从副官，我在蒋将军身边学了很多，也得到很多启示。我在他身边当随从副官的时间虽然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不过他每天晚上与我聊天时，都是谈军制问题。他懂的东西很多，国学底子也很好。

我到了德国之后，非常注意军制，特别是教育体制、人事体制与后勤体制，后来我还注意情报体制。情报与作战是每一个军人都必须学习的，但是很少人会花时间去研究教育、人事与后勤。

回国后我不断的研究国军的军制，一有新的观念，就立刻跟父亲反映，因为那些事情不是父亲的下属可以决定的。一方面，他们的权威不够，另一方面，我去跟某些长官讲也是白费口舌，我跟父亲讲，他马上就懂。而且父亲本来就是这样的想法，只是身负全国的重大责任，他忙不过来，没有人提醒他一下　，他就撂下来了，我一提，他就会有反应。父亲如果同意我提出的观点，他就会马上摇电话，或是在便条纸上写几个字交办下去。可惜的是父亲缺乏一个管制单位，交办下去的事，如果没有想起来去问问，最后就石沉大海，结果大事变小事，小事变成无事。大家原则上是听父亲的　，并不想阳奉阴违，但是却因为惰性而造成事实上阳奉阴违；大家也不是有意去违抗他，可是事实上就是这么拖拖拉拉的。

总统府虽然有侍从室（后来改为第三局），但是他们的工作是向上管制，把底下送上来的公文往上呈，而父亲交办下去的事情，虽然有档案备查，但是他们并没有追踪考察。后来我向父亲分析报告后，才设立了一个负责考察的“纪管”（纪律管制），可惜纪管也没有完全发挥功能，结果底下就官官相护，交差了事。

有一个日本人曾经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你父亲把你哥哥送到俄国去，后来又把你送到德国去？”我回答他：“父亲把我送到德国，是因为父亲本身一直想到德国，但没去成，所以送我去，他的目的是要学德国的东西，我代替他去也是一样的。我回来以后把我所看到、听到或学到的事物，不断向他报告，而且父亲问得很详细，使我能够回想在德国学习的种种，否则我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会体会那样深。就是因为父亲不断追问，我才明了其中的道理。”

虽然中国人常讲带兵，但是往往只注意到带单兵的方法，没有注意到带单位。究竟连、营、团、师之行政该如何做？为什么我们学德军的一套，却又学不像？为什么有值星班长、值星排长、值星连长，尤其连里面的教育班长之设置是何种道理？国军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后来我写了一个本书专门介绍营连以下的行政管理，如果这个制度不建立，我们陆军的建军最多只能完成一半，始终是半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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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德制与美制（2）

一般人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是我自己吹牛，我学德国的东西，确实是学到了家了。举一个例子来说，从前我们采用德制时，部下见到长官，在离开六步之远处就要向长官敬礼，再走三步时将手放下，这个动作每个军人都会，因为这是从二等兵开始就有的训练，但是我敢拍胸脯说没有一个将校想过这个问题。德军规定“前六步后三步”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所谓“前六步”，指的就是长官和部下每个人走三步平行；所谓“后三步”，就是长官、部下各走三步，双方又相隔六步。行进间，第一步时已经举手，而且长官已经看见，第二步时长官已经回礼，部下也看见，此礼持续一步，两人就擦肩而过，然后再走三步，将手放下。因为六步是以行进间距离来计算的，长官部下都在前进，所谓“前六步”，事实上是两个人各走了三步，后三步走完后其实已经离开六步了，所以前六步等于三步，后三步等于六步，距离是相等的。前面的六步事实上只走了三步，后面的三步等于已经离开六步。在行进间，走的步数必须与手配合，一定是左脚提起时，右手举起，所以前三步一定是右脚放下时，左脚提起，右手跟着举起，后三步则将手放下，配合人体的构造与时效的要求。父亲说：“我在日本也没有听他们说过。”那是步兵时代的做法，后来德军有没有重新更改，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们到台湾之后，改采美制，将“前六步后三步”改成“前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