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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不由把手往南京方向一指，吼道：“我量他不敢！！”他立即命令俞济时：“你快给我向广州、上海挂电话，我要与孙科、邓文仪通话。”

第二天孙科在广州发表谈话，公开反对李宗仁关于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的声明。第三天孙科又发表讲话：“现政府已迁穗办公，吾人应对过去重新检讨……###所提出之惩办战犯一节，绝对不能接受……”紧接着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上海发表题为《和平与战争的发展》书面谈话，也推翻了李宗仁的声明，而要求“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否则’不惜牺牲，与###周旋到底！”

蒋介石闻报，得意地笑了！

可李宗仁在南京痛苦极了，他仰天长叹：“这样四分五裂的烂摊子怎么和共产党和谈？共产党能相信四分五裂的国民党会有和谈诚意？”当然他很清楚孙科、邓文仪等人的背后是蒋介石。蒋介石使他调兵不应，用款不灵，连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皇皇大令也成一纸空文，可恶极了！他一气之下，想把蒋介石甩掉，索性打出第三势力的旗号与中共和谈，但转念一想，在老蒋严密控制下的南京城，岂不是自讨杀身之祸！他左想右想，毫无办法，颓然地坐在那尊贵的皮转椅上两眼发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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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十字路口　5（1）

正当李宗仁在南京陷入困境的时候，程潜为有别于南京，很想派人密去解放区，向毛泽东汇报起义决心，并请示机宜。省府顾问方叔章向程潜建议：省府卫生处长龙伯坚早年在长沙与毛泽东一同办过《湘江评论》，是毛泽东所熟识的人，可派龙以采购西药为名，经香港北上。程潜闻之大喜，当即采纳方的建议，找龙谈话，可惜龙未能成行。

春节前夕，长沙彤云密布，大雪纷飞。程潜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了，终日绕室彷徨。

程星龄询问原由。程潜叹道：“这些天，一直在反复思考。你上次的分析很对。虽然中共已表示愿意与南京和谈，但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算盘是想实现‘划江而治’。这怎么能谈得成呢？依我看，必将重启战端。我决意坚持和平到底，另树一帜，这势必形成湖南与桂系直接对抗。如何应付这个局面呢？我很忧虑！”程星龄安慰道：“如今颂公今非昔比，手中除了五个保安师之外，还有两个军四个师的正规部队，量李、白等人也不敢小看我们。话虽如此，颂公所虑极是，我们必须早作好准备。”

程潜点了点头，问道：“星龄，为了应付那种局面，你有何具体想法？”程星龄深思熟虑地说：“我和中共地下党的同志也正在商讨这个问题。我认为湖南的军权掌握在李默庵手里不妥。默庵虽然是信得过的，且在颂公附和李、白倡导和平时，已经公开亮相，赞成起义。如果白崇禧改辙反脸，李默庵必遭疑忌，很可能被剥去兵权，这样就很难应付将来与桂系对抗的局面，必须尽快物色一个适当的人接掌湖南的兵权，此人既能使白崇禧深信不疑，又能切实保障颂公的安全。”

程潜叹道：“要是能把子良调到湖南来就好了！”

子良就是陈明仁，与程潜同为湖南醴陵人，出身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可算是“天子门生”；但在进黄埔之前，曾在程潜担任校长的广州陆军讲武堂受过训，也是程潜的学生。北伐时东征叛逆陈炯明，他以首先奋勇登上惠州城头的功劳，曾受到蒋介石的厚赏，连升三级当了营长，一时成了黄埔学生中的风云人物；后来因几度冒犯了蒋介石，曾被撤职、调职，以致起落无常，比起有些晚期黄埔同学反而后来居上者，不免感到相形见绌而有些沮丧。1947年，陈明仁为国民党七十一军军长，调往东北与解放军作战，以坚守四平街有功，受到蒋介石给予“青天白日勋章”的嘉奖，还组织一批美国记者去四平街阵地参观。蒋介石他这样大事张扬，目的是以四平一战制造国民党的部队既能攻又能守的假象，欺骗中外，企图得到更多的美援。哪想到那些美国记者看到有些被毁后修补起来的战壕上的胸墙，是用美援物资中的一袋袋面粉和大豆堆砌成的，甚为不满，当即向当时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提出指责。与陈明仁一向有隙的陈诚，以此向蒋介石告发陈明仁。蒋介石素来宠信陈诚，于是一声令下，把陈明仁撤职。陈明仁一气之下离开东北，在南京家里索性穿起长袍，表示再也不当军人了，终日闭门不出，惟以喝酒、打牌消遣。总统府给他安了个参军名义，他从来不进衙门当差，消极苦闷，形之于色，而内心里对蒋介石愤恨达到极点。此时，桂系为夺取蒋介石的权位，极力争取黄埔系将领，扩大桂系军事集团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