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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过了一周多，她才给阳昆写了回信，又过了三天，她才把信丢进了电影院旁边那个绿色的邮筒。二十天后，她收到了阳昆的第二封信。阳昆说，一个副总编带他去抓发行了，第一封信寄出不几天，他们就出发了，跑了七八个区乡，花了半个多月。他很着急，想早点看到她的回信，了解学校和她的情况。看了信，当天晚上就给她回信。李一凡拿起信封一看邮戳，信居然走了五天，她又拿出第一封信来看，也是五天。五天，到北京、到巴黎、纽约都绰绰有余了！还是在一个市内。真是山高水远路漫长！几天后，李一凡又将给她的信投进了邮筒，她本想像第一次那样再过几天，但想到那邮路，怕他等。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下课后，李一凡正要回寝室，班上的生活委员叫住了她：“李一凡，你的信。”

她走过去，伸出手：“给我。”

“给？”生活委员拿起信在手中摇了摇，“要签字。”

“干嘛，还要签字？”

“挂号信，能不签？”

谁给我寄挂号信？爸爸妈妈？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他们寄这种信干什么？李一凡签了字，急忙拿过信来，首先看寄信地点，上面写着“本市红山报社”，笔迹是阳昆的。他有什么事，值得用挂号信？她急忙拆开信，迅速看起来。其中有一段流露出阳昆心中的不快：

县里一个单位的职工给我反映红山餐厅忽视环保，污染环境，而且还把霉变食品混在好食品里出售。我走访知情人，并实地进行了解，写了一篇批评稿件，交给值班编辑，层层都说好。报纸就要搞这种舆论监督，才有读者。总编室主任还对我说，小阳呀，你在这里没有任何关系，不像我们，牵来扯去的。大胆干，年轻有为。我好高兴呀！这是我到报社后独立写的第一篇批评稿。可是，在最后一关被卡住了，没有能够登出来。我心里那个气，真无法形容。就像十月怀胎，最后却遭流产一样。我最大的气愤不是我的这么多时间白花了，而是明知不对应该批评的却不准批评！作为记者，作为报社的一个职工，我的良心何在？我问总编室主任，他无可奈何地苦笑，似有难言之隐。

思来想去，我觉得应该去找总编问个明白。宣传部就在另一幢楼，我去找向总编向副部长。他说：“你不找我，我还要找你吔。这文章是我撤的。我请示了文书记吔。即使有这种事情，我们自己的报纸怎么能登？你以为记者是无冕皇帝，到处都可以批吗？小伙子，凡是要多问一个为什么吔。我记得你来时，我专门讲过我们搞新闻就是帮忙不添乱吔。”

我问：“那么，舆论监督呢？”

他马上回答：“要呀！没有舆论监督的报纸像什么吔？”见我疑惑，他解释道，“我们是农业县吔，跟城市不同，除了正面宣传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外，基层还有三大常年性的工作，就是‘催粮催款，刮宫引产，打狗灭犬’吔。不听的，作得不好的，应该好好监督。其他的呀……说心里话，你！‘他突然不说了。

我一听，有点生气，难道报纸的舆论监督只针对基层农村，县城里的问题就不能揭、不能批评？回想起他第一次和我的谈话，我心里突然明白了许多。后来我才听说，那个餐厅的主管局的头儿是他姐姐，而且是县委文副书记的老相好。这几天，我老在想，让我批评了又怎么样？他们是盘根错节呀！我只是一个外来户，我要坚持正义，可是……久而久之，我也会像总编室主任他们那样……我不敢想！

一凡，我不想在这里，我要走、要离开！明年春天就要考研了，我要考试，考回学校来，再读两年书，和你在一起。请你到系上打听一下，明年有哪些专业要招？我还年轻，我不能就这样呆在这里让邪气磨蚀我的青春！

在最后一句话的下面，他还加了着重点。

李一凡看完信，心情很沉重，手中的信也变得沉重起来。第二天，她就去系办公室了解了有关招研究生的情况，很快给阳昆回了信：“在学校，理想主义色彩要重一些，进入社会后，肯定会发生碰闯。只有逐步改变、逐步修正，否则，自己就会很矛盾、痛苦。当然，我这看法不一定对，是在班门弄斧。至于你要考研，这是好事　。今后社会的发展，知识是第一的，我们要和国际社会接轨，文化素质不跟上不行。哎呀，不说了，我说不好。你比我更明白。反正考研是对的。”随信寄去了考研的资料。

书信一来二往，时间过得飞快。阳昆考上了董教授的现代文学研究生，九月，又回到了阔别一年的母校。他俩又进入了平静的校园生活，教室、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