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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虽然画得不怎么样）、摄影（真的拍得很好，有时候还能卖出个价钱）、刺绣、编织、织布、染布，她还能在吉他上弹出八到十个简单和弦。她会写作，当然；大多数文学专业的人都会，因为这是他们选择文学专业的原因。她是否显示出过人的文学创造力呢？没有。大学期间她曾尝试写诗，但很快就放弃了这门艺术，认为自己不适合。你来替我们俩写，迈达，一次她这么对我说。写作全部交给你；我只要在其它方面样样都稍许涉猎一下就行了。考虑到她的诗作相对她的丝绸、照片和刺绣的水准，我认为那也许是个明智的决定。

可我的旧IMB打字机到这儿来了，为什么？

“写信。”我心说，“她在地窖或别的什么地方找到了这台打字机，拿来写信用。”

不过这不是乔的作风。她把大部分的信件都拿给我看，常常强迫我在信尾亲自添上一些附言，还总是用那句老话来激发我的负罪感：鞋匠的孩子没鞋穿（她总不忘加上一句：“幸亏有亚历山大·格雷汉·贝尔，否则作家的朋友得不到作家的消息”）。结婚以来我从没见妻子用打字机写过一封信——除非有其它理由，否则她一定会认为那是小题大做。当然，她会打字，慢吞吞地打出些没有拼写错误而且很有条理的业务信件，但她通常会用我的台式电脑或她自己的苹果笔记本。

“你在想些什么呢，宝贝？”我问道，然后开始检查书桌抽屉。

布兰达·梅赛夫连这里都没有放过，但最终还是被乔的处事风格打败了。表面的整齐（比如按颜色排列的线轴）很快让位于乔一贯的混乱。在这些抽屉里我发现了无数令我伤心的乔的记忆碎片，却没有找到一份用我的旧打字机打出的文件，不论是不是用书信字体球打的，一张纸片都没有。

完成了这次搜寻，我靠进椅子（她的椅子）里，看着桌上小像框里的照片，我不记得曾经见过这张照片，很可能是乔自己印（原来的照片可能来自某个当地人家的阁楼），自己手工上色的。完成后的作品看上去像一张经过泰德·特纳润色的通缉令照片。

我拿起照片，用拇指肚抚过像框的玻璃面板，给逗乐了。莎拉·泰德威尔，世纪初的蓝调歌手，最后的表演地就在T镇。她和她的乐队成员——其中一些是她的朋友，大部分是她的亲戚——离开T镇后，在卡斯特尔—洛克停留了一小阵子……随后便不知去向了，仿佛是地平线上的一片云彩，或是夏天早晨的一片迷雾。

照片里她露着浅浅的笑，几乎看不出来，眼睛半开半闭，挂吉他的绳子——不是宽带子，而是绳子——挎在一个肩膀上。背景上我能看到一个黑人男子像杀手那样斜带着一顶礼帽（音乐家的一个长处在于：他们知道如何戴帽子），站在一个看上去像是水盆贝司的乐器旁边。

乔把莎拉的皮肤染成浅褐色，也许是依据她见过的其它照片（市面上流传着不少这样的照片，大多表现莎拉仰着头，头发几乎垂到腰部，正在发出她众所周知的肆无忌惮的大笑），虽然其中几乎没有彩色照片，世纪初还没有彩色照片。莎拉·泰德威尔的形象并非仅仅留在老照片里；我想起迪奇·布鲁克斯，“全能修车行”的老板，曾经告诉我他父亲宣称自己在卡斯特尔县的集市上赢到过一只泰迪熊，并把它送给莎拉·泰德威尔。作为回报，据迪奇说，她给了他一个吻……虽然我怀疑他是不是当着妻子的面说的。

照片里的莎拉只是在微笑。莎拉·泰德威尔，人称莎拉·拉弗斯，从来没有录过唱片，但她的歌曲照样流传下来。其中一首《陪我走，宝贝》和“空中铁匠”的《朝这儿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这位女士会被人们称作“非洲裔美国人”。在一九八四年，也就是乔安娜和我买下这幢房子并且由此对她发生兴趣的时候，她会被人们称作“黑人”。在她自己的时代，人们会称她是一个“女黑鬼”，或许是“混血女黑鬼”，当然，还有直截了当的“黑鬼”，那时很多人都那么称呼黑人。我能相信她会当着半个卡斯特尔县的面吻迪奇·布鲁克斯的父亲——一个白人吗？不，我不相信。不过，谁说得准呢？没人说得准。这就是历史的迷人之处。

“它什么也不是，只是一支谷仓舞甜心，”我唱道，把照片放回到桌上，“它什么也不是，只是一支圆圈舞。”

我拿起打字机罩子，但还是决定不盖上。我站在那儿，眼睛回到莎拉的照片上，她半闭着眼睛站着，肩膀上露出那根当作吉他背带的绳子。她脸上和笑容里有种东西一直给我种东西一直给我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突然，我想起来了。她长得和罗伯特·约翰逊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