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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革命的浪潮对封建势力虽然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但是在一般人的思想里，封建意识还非常浓厚，因此，女子要当兵，不说别的，仅就家庭这一关就很难通过。投考军校的女生，许多人都经过了各种斗争。吕儒贞回忆说：“看到最后一次榜上我被录取了，心里很激动，就到同学家里把头发剪了。那时候，革命新潮流进了武汉，可是一般人的封建思想还非常浓厚，我不敢在家里剪头发，惟恐家中阻拦我进军校。过后家中知道我剪了发，无法阻止，我终于进了女生队。”黄杰也回忆说：“女生队从一成立就受到封建礼教的压迫、诬蔑和诽谤，被一切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被一切旧势力视为大逆不道。到军校后，我照了一张照片寄回家中，我伯父看了大骂，说是‘家族的败类’，‘太伤风化’。我的一个叔伯姐夫在沙市开钱庄，有一次来看我，说‘你们这样，今后怎么见人’。我听后义正词严地说：‘有什么见不得人，我们就是要革你们的命。’他恼羞成怒，回去后，我的那个叔伯二姐让人带信给我，今后不准我走她家门前那条街。其他姐妹也有同样的遭遇。但我们不气馁、不低头，敢于向旧势力挑战，决意在黑暗中冲杀出一条光明的路。”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女学生在旧势力面前，极为勇敢，她们在当时投考军校，克服了很大的阻力。

在投考军校的女生中，有的已经深受革命熏陶，是抱着献身革命事业的崇高理想而从军的。如女学生游曦，就是其中一个。原第6期政治科学生冼大启在《武汉分校始末——兼忆战友游曦》一文中回忆说：“重庆当地报考的男女生，多来自重庆中法大学和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这两个学校。中法大学系吴老（吴玉章先生）所办，省立女师，受萧楚女、恽代英两先生的革命熏陶甚深……游曦同志就读省二女师，她以一女生毅然从军，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主要是由于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再如胡筠、赵一曼等，在投考军校前，都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

那时，女生当兵的动机十有八九是为了脱离封建家庭的压迫，寻找自己的出路。吕儒贞回忆说：“有的同学是反对包办婚姻；有的是不堪丈夫虐待；还有的是经济困难不能升学”，但“大多数女同学都是为真正的人类解放来女生队的，她们恨透了那个社会桎梏妇女。”她们渴望自由、独立，立志要做一个有出息的女子。

此外，这些年轻女子还怀着许多美妙的幻想，如想学古代从军的妇女。原女生队学生胡兰畦回忆说：“过去大家都羡慕古代从军的妇女，曾经有过很多幻想，很多希望，但结果却总是一场空梦。今天，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打垮了直系军阀，军校招收女生终于成了事实。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军人生活了，心里那股高兴劲，简直别提多美了！”（《胡兰畦回忆录》）当时30名四川籍女子参加复试，有两人落榜，其中名叫柯银珠的，因落榜竟活活气死了。

这批20年代初期的青年妇女，虽然投考军校的动机不尽相同，但她们在当时能脱去罗裙，走出闺阁，换上戎装，背枪当兵，仅就这一行动本身来说，就非常了不起。

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在武昌兰陵街两湖书院（现解放七道中段）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宋庆龄、吴玉章、于树德等出席大会。全校学生及入伍生共6000余人到会，除引人注目的女生队外，还有从黄埔本校迁来的第5期政治、炮兵、工兵科3个大队和分校招收的政治科两个大队。次日《汉口民国日报》报道：“场之上首设台一座”，“学生千余人，整队分列台前”。200多名女生，同男生一样，着深灰色军装，紧束着皮腰带，带着军帽，打着绑腿，并肩站立。她们是中国第一批军事院校的女兵。长期封建积习的影响，中国少女一般不抛头露面，离家上学已少见，入伍当兵和男兵一样跌爬滚打、刺刀见红更是开启社会风气的创举。恽代英赞扬她们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锋和榜样”。

新生入校后首先需要受3个月的入伍教育，被编为1个大队的女生，与新招收的政治科两个大黄埔六期生张瑞华在北京家中队统属第6期入伍生总队。女生队下分3个中队，9个区队，每个区队3个班。在黄埔本校第1至第5期时，没有设指导员。武汉军校第6期学生入校时，首先在女生队设置了指导员。女生队长郑奠邦，中队长杨伯珩、张麟书等，指导员彭漪兰、钟复光、唐维淑等。

女生队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