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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至少有500年，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000年，文明在一种近乎消逝的荒漠状态中。那时文字消失，科学消失，艺术家消失，国王甚至不会读写。哲学家的学园不在了，历史学家也不在了。世俗世界的一切似乎都处于空白中，对希腊罗马的高度一无所知。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教会保留着旧日文化。教会保持着写作的传统，教育一代代进行，修道院中的语法和修辞学记住西塞罗和维吉尔，虽然几何、天文和音乐课程消失，但教堂艺术成为了这段时间仅存的艺术。中世纪的格局亦是分散的，那时没有德国、法国、意大利这样的领土之分，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世界是凌乱的，国王林立，诸侯分封，战争在任意一方和另外一方之间进行，没有国界主权，没有国籍。一盘散沙中，唯有罗马还能算得上文明的焦点。

最初几个世纪的罗马教廷只有精神意义上的统治力量，并没有实质性的政治力量。直到丕平——我们曾经见过的矮个子法国宫相——献给教皇一片土地，教皇才有了自己的力量。作为交换，丕平的篡位得到教皇的认可。公元800年，教皇为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大帝加冕。这是一个开创性的时刻，不仅对于查理曼是新的帝国，对教皇也意味着新的帝国。从此教皇有权力为国王加冕——换句话说，教皇凌驾于国王之上。

教皇国的时代由此开始。从10世纪起，强力教皇就抓住一切时机扩大自己的影响。教皇对英王的婚姻发表意见，对法王的继承表达观点，更与统治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竞争。教皇总是想将自己置于国王之上，而国王当然不想。教皇与国王的斗争从未停止，总有强硬的国王想脱离教会控制，也总有强硬的教皇不断加强自己的地位。

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斗争是斗争的主线。神圣罗马帝国由日耳曼民族的多个王国组成，这些国王与教皇一起选举帝国皇帝。这是貌合神离的权力斗争，看似合作，其实竞争，结果常是两败俱伤，但教皇国的地位在斗争中建立起来。

11世纪，格里高利七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缠斗，格里高利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将其废黜，逼迫亨利在雪地里跪拜谢罪，而亨利回到王座之后立即回头攻打罗马。格里高利宣布了教皇的许多绝对权威，使许多小国臣服于脚下。乌尔班二世继承格里高利，他发动了针对穆斯林、夺回耶路撒冷的战役——十字军东征，将整个欧洲卷入世界大战。

12世纪持续上升，到了13世纪，英诺森三世时期，教皇的统治达到了鼎盛。英诺森三世使用狐狸一般的手腕，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让奥拓四世受其压制，又夺取了意大利的许多土壤，制裁了英王约翰，使其向自身纳贡。这一时期的教廷很有能力，教皇们野心勃勃，又冷酷无情。格里高利九世对腓特烈二世加以绝罚，又开创宗教裁判所。腓特烈二世转而在西西里大败教皇的军队，恢复自己的地位。然而新上任的英诺森四世却毫不留情，不仅重新宣布了之前撤销的绝罚，而且拉拢势力反对腓特烈，并在战役中击败皇帝。四年后，腓特烈突然去世，霍恩斯陶芬家族中断，神圣罗马帝国出现长达19年的空位期。

1254年到1273年，帝国没有皇帝，游戏暂停了，如同弃权的选手留下发呆的胜者。

1261年，我们来到空位的中央。在这短暂的缝隙中，我们见到教皇权力的顶峰，也见到顶峰之后裂隙的阴影。这是教皇国最鼎盛的时候，也是鼎盛的终结。

在权力的高峰时期，教皇的触角可以延伸到各个方面，他们有权力任命各地枢机主教，也可以监管所有主教，再由主教监管所有教士。他们能影响国王任命，更可以决定对国王的开除教籍，从而罢免。他们能挑起战争，建立联盟，加入其中一派，决定战争走向。他们能向天主教世界的所有地区征税，积累巨大财富。

这一切在14世纪不可避免地下滑。克莱门特五世统治时期，教廷经历了巨大的衰落。教皇被法国国王挟持到阿维尼翁，从此法国选举了新教皇，宣布为正统，罗马尽管重选教皇，与法国对峙，但并不能赢得所有人的认可。英国是法国敌人，因此支持罗马，苏格兰是英国敌人，因此支持法国。有很长一段时间，出现两地各立教皇、各自为政的大分裂。这是教廷受到羞辱的时期，重新的复兴要等到15世纪——艺术复兴的世纪。

对罗马教廷，有时人们会有疑惑。在后世的书里，教皇常常以腐败、伪善、贪婪、擅权的形象出现，他们做了很多不择手段、压制异端的事情，宗教改革家正是以此进行改革的号召。在遥远的我们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