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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间的土路疾走,那一直令我沉醉的旷野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魅力。这土路原来是布满杂草的,今天却不知道为什么被推土机的履带压出了半尺深的车辙,异常难走。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蹒跚而行,脚步慢了,大脑的思维倒提速了,也冷静了。
我怎么报复这个男人呢?施以拳脚?我一定不是他的对手。揭露和谩骂?也难解我的心头之恨。找朋友帮忙?这偌大的一个京兴市,我真找不出一个可以帮我动粗的人。无奈之下,我想起了少女时代对付男生的手段。于是,我蹲下身去,用自己的手绢满满地包起了一包干土,揣在兜里,准备见到那个雅皮士之后,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这干土毫不留情地撒向他的狗眼睛。同时,我灵机一动,还想到了一个自救的万全之策。于是,我摸出了自己的手机(这是我从王学礼那里获得的唯一的物质好处),拨通了公安局的110。
对面刚一传来女干警的声音,我就直接报了案:“一个叫方子洲的人正在殴打一名女青年!”
“在什么地儿?”女警官问。
“京兴市南郊,爱农银行集体宿舍外面,清水洼那片林子里!”
“清水洼?是有几家钉子户的地方吗?”女警官似乎比我还熟悉这一带的情况。
“就是。”
“方子洲?那个上海人?就是清水洼那个钉子户吧?”
“没错!”我恶狠狠地确认。现在,我才知道这个方子洲原来也不是本地人,而是一个上海人。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柳韵。”我忘了撒谎。
“在什么地方工作?”
“我只是过路人!你们快来吧!”我终于没招出爱农银行,就赶紧挂了电话。
让我感到诧异的是,往日里那炊烟缭绕的几间破房子,方子洲的老巢,却突然在清水洼的林子里消失了。无论我怎么环视,现在,在我的眼里,除了清水洼参天的大树,除了那只硕大的黑贝犬依然在远处矫健地闪现一下,就是漫野枯黄的蒿草,再没有了人烟。在原来那几间房子的遗址上,遍布瓦砾,一对消瘦的白发老者正在一片瓦砾上耐心地捡着破烂。
“原来那几间房子呢?”我问。
白发瘦老头儿的眼睛很大,外凸得很厉害,被松弛的眼皮包着,仿佛随时都能掉下来一般。据说,他姓何,世居这一带的人都叫他何大爷。他听到我的声音,慢慢地直起腰,狐疑地望着我,回答:“让推土机推啦!这是上午的事儿了。”
“为啥子?”我问。
“为啥?听说薇洲有一家公司淘换了这块地,要接着建高尔夫球场了。”
那个雅皮士呢?”我的语调在失落中带着难以抑制的气愤之音。
“雅皮士?也就是坏人!”老妇也站起来,立刻还我了一个气哼哼,而后神经兮兮地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据说,她曾经读过几年私塾,学过诗词曲赋,能背诵很多毛泽东诗词、语录,但是由于一直没工作,也没人知道她的姓氏,这一带的人都随着瘦老头儿的姓氏叫她“何大妈”。她大约五十岁左右,有着晒成古铜色的皮肤,戴着一副黑塑料框的近视眼镜,镜片奇厚。她眼睛看人时凝重而怪异,时而呈游离状。听了她莫名其妙的话,我感觉她的神经一定不是很正常。她又说:“这儿没坏人,我瞧推房子的那帮子人,才操蛋呢!”
第八章 我是一只丑小鸭(2)
何大爷以目光制止了老伴的唠叨,狐疑地问我:“您是薇洲公司的,还是房地产公司的?”
我摇摇头:“我只是要找那个叫方子洲的钉子户。就是总把陶渊明‘怡然自乐’挂嘴边上那个人!”
何大妈不再回答我的问话了,突然直直地睁大了双眼,高叫一声:“我要申冤!你们凭嘛推了我的屋子?”
“人家说你是违章建筑!”何大爷插嘴,他不让老伴开口了,悄声对我说:“别怕,她精神有点儿毛病,不会伤人。”
见老伴没听到他的话,便又悄悄问我:“您是取光盘的吧?方子洲倒是告诉我,让我把一张光盘交给一个来这儿踅摸他的女孩子。”
“光盘?”我倒莫名其妙了。方子洲怎么会给我光盘?一定是这对老糊涂搞错了。我再怎么痛恨方子洲,也不想冒充另外一个女孩,来骗人财物,何况只是一张小小的光盘。
何大爷见我不说话了,便主动问我:“您是不是总在这儿遛弯儿?是不是就住北边儿的银行宿舍里?”
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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