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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的地板上，仅仅在一霎时之间，她刚才穿在身上的那件褪色旧新娘礼服已随着火光而变成了一块一块火绒，飘飞在烟雾之中了。

然后我望望四周，看到惊慌失措的甲虫和蜘蛛在地板上四处奔逃，仆役们气喘喘地奔来，在门口就惊叫着。我仍然用尽全身气力压住她，好像压在一个企图逃跑的犯人身上一样；其时我已丧魂落魄，不知道被压的人究竟是谁，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扭打，不知道她被火舌卷住，也不知道火已被扑熄，最后见到曾经是她结婚礼服的片片火绒从空中落下，犹似一片黑雨，降落在我四周，我才有所领悟。

她已失去了知觉，我也吓得不敢动她一下，甚至不敢碰她一下。我一方面派人去找医生，一方面仍然按住她，因为我有一种毫无道理的幻想（我也许是有这种想法吧），认为只要我一放手，火又会燃起把她烧化。等到外科医生带着助手赶到，我才站起身来，这时才发现我的双手也被烧伤，这使我大为吃惊。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烧伤的，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感觉到。

经过医生检查之后，断定她是严重烧伤，不过这关系不大，烧伤并非无救，最主要的危险是神经性休克。在外科医生的指导下，她的床垫被搬到了这个房间，让她躺在了这张大长桌上，因为这么一个场所正适合医生当作手术台对她进行包扎等护理。一个小时之后我再去看她，她睡在大桌上，正是我曾看她用手杖指着，并且曾亲耳听到她说是她死后停尸的地方。

虽然她身上的结婚礼服已被烧得毫无痕迹，可他们告诉我，她仍然保持着她身上那可怕的新娘般的神态。现在，医生们用药水棉花裹住她直至喉头，又用一块宽宽松松的白布盖在了她身上，然而她的那副幽灵般的神态仍然忽隐忽现地表现出来。

我问了仆役们，才知道埃斯苔娜正在巴黎，医生答应我立刻就写信给她，由下一班邮车带去。至于郝维仙小姐的家属就由我来通知，我只准备告诉马休·鄱凯特先生，并且由他决定究竟通知谁。第二天，我一回到伦敦便让赫伯特去处理这件事。

头一天晚上我留在她家时，郝维仙小姐曾神志清醒地谈到发生的这次事故，其活跃程度令人感到反常；到了午夜，她开始口出胡言，然后又逐渐无数次地用又低又严肃的声音重复说着“我竟然做出这种事情！”“她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我原来是想让她脱离我曾遭遇到的这种不幸苦难。”“拿起铅笔在我名字下面写上‘我原谅她’！”这三句话的顺序她一点也不颠倒，最多这个句子或那个句子中漏掉一个字，但是她不会补上另外一个字。她总是空下了一个字，然后接着就说下一个字。

因为我留下来对他们也无用，而且家里的事情正压在我心头，所以我十分焦急，十分担忧。尽管她一直说着胡话，可还是无法抹去我心中所想的事情。这天晚上我便决定，第二天乘早班驿车返回伦敦。我可以先走一两英里路，出了镇再登上马车。第二天一早六时，我俯身用我的嘴唇碰了一下她的嘴唇，就这时她还在继续说着：“拿起铅笔在我名字下面写上‘我原谅她’。”

第五十章

我的双手当夜就换过两次绷带，一早起来又换了一次。我的左臂从手直到胳膊肘这部分烧伤得很严重，上半部分伤势则比较轻，可是整个臂膀都很痛；不过当时的火势朝这个方向发展得很猛，没有造成更大损伤，倒是不幸中之大幸。我的右手不像左手烧伤得那么厉害，几个手指都能够活动。当然，右手也缠上了绷带，不过比起左手和左臂来却是方便得多了。整个左臂因为用绷带吊着，大衣只能像个斗篷似的披着，松松地搭在肩上，在脖子里扎了一下。我的头发也着了火，幸好没有伤到头脸。

赫伯特专程去汉莫史密斯看望了他的父亲后，便赶回我们住的地方，诚心诚意地整天侍奉着我。他是最好心肠的护士，非常按时地解下我的绷带，把它泡在准备好的清凉药水浸液中，然后再替我包扎好，非常耐心，动作非常轻柔，使我深深地感激他。

起先，我安静地躺在沙发上，发现要想摆脱大脑中出现的明亮火光，是十分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我大脑中总是不断地出现人们的奔跑声、吵闹声、迎面扑来的刺鼻的烧焦气味。只要我一打盹儿，就会被郝维仙小姐的呼叫声惊醒，好像她正向着我奔来，头上蹿起高高的火焰。这种心灵中升起的痛苦比所经受的任何肉体上的痛苦要难熬得多。赫伯特一看到我这种情况，便尽最大的努力来控制我的注意力。

我们两人中谁都不提起那条小船，但是我们都在想到船。显而易见，我们虽然嘴上避开这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