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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移，埃斯苔娜已经结婚的念头紧紧压在我的心头。虽然这件事是确定无疑的，但我还是担心得到证实。我不看报，以免从中得到消息；我还请求赫伯特不要在我面前提到她，因为我和埃斯苔娜的最后一次会晤，已经向他全盘吐露。我的希望就好像一件长袍，已经被撕得一片一片，而且除了最后一片以外均已随风飘去，我为什么要把这一片藏于心间呢？我自问也不得其解。噢，各位读者啊，你们又为什么在上一年、上个月、上个星期，做出了诸如此类的前后矛盾之事呢？

我过的是多么不幸的生活，内心的焦虑烦忧好比是连绵的山峦，其中主宰我的忧虑好比是一座最高的山峰，无时无刻都矗立在我的眼前。不过，当前还没有出现新的担忧。有时我会突然从心头涌起一阵恐惧，唯恐普鲁威斯被人发现，吓得会从床上惊起；有时我深夜静静地坐着，等候赫伯特的归来，却总是心惊胆寒，唯恐他的脚步声比平时急促，带来坏消息，虽有所有这一切的忧虑烦乱，以及诸如此类的苦恼，日子倒正常地过去了。可是这种日子却使我毫无活动的余地，无尽的不安。不断的疑心，我只有水上荡舟，荡来荡去，等啊等啊，反复荡舟，反复等待。

有时，由于潮水情况变化，我已经划着小舟驶到了河的下游，而老伦敦桥桥墩四周木桩处的潮水突然形成连天漩涡，使我无法通过返回，只有把船系在海关附近的小码头上，以后再把它划回寺区的石埠码头。对于这种做法我并不讨厌，因为这对我很有好处，住在河滨的人们无论对我或我的船都会习以为常的。就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使我两次和熟人相遇，这里不得不述说一下。

一次是二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正是黄昏时分，我于那个码头登岸。我在落潮时顺流把船划到格林威治，再在涨潮的时候把船划回来。那天起初天气晴朗，而在太阳落山时却迷雾四起，我不得不小心摸着水路，在水上船舶之间行驶。来去途中我都看到普鲁威斯窗口的信号，知道一切平安无事。

这是一个阴冷的傍晚，我感到冷得发抖，想立刻吃晚饭，让自己舒服一下；我又想要是回到寺区的家中，在那里闷闷不乐、孤孤单单地待上几小时，倒不如吃过饭后到戏院去看场戏。听说沃甫赛先生演得很成功，这颇令人怀疑。他演出的那家戏院就在河滨一带（当然现在已不存在了），于是我决定到那个戏院去。我知道在复兴戏剧方面，沃甫赛先生并没有做出成绩，相反，戏剧走下坡路他却要负一定的责任。从剧院的招贴画上可以看到他扮演一位忠实的黑人，他旁边是一位高贵出身的小女孩，还有一只猴子，真是不吉利的兆头。赫伯特还在招贴画上看到过他扮演一个善于掠夺的鞑靼人，简直滑稽可笑，面孔像一块红砖，头戴一顶形状荒谬的帽子，四边都挂了小铃。

我吃晚饭的那家小酒店就是我和赫伯特称之为地图室的酒店，因为桌布上每隔半码就有一个酒壶边留下的印子，就像世界地图一样，再说，每一把餐刀上也都留着航海图式的肉汁印。直到今天，在伦敦市长大人的统辖之下，几乎所有的酒馆都是地图室了。我对着面包屑一面打着瞌睡一面望着煤气灯，在热气腾腾的酒菜中烘着自己，以此打发时间。最后我才站起来，向戏院走去。

在戏里我发现一位有道德的皇家水手长。这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尽管我认为他身上穿的那条裤子，有些地方绷得太紧，而另外一些地方又显得过分肥大；虽然他慷慨大方，又侠义勇为，可是却把所有的小人物打得连帽子都压在了眼睛上；虽然他颇为爱国，但却不能容忍别人谈起交税纳捐之事。他口袋里装了一包钱，就好像用布包着的一块糕点。他就用这笔财产，和一位用床上用品打扮起来的年轻女孩结了婚，并因此而欢天喜地。朴茨茅斯的全体民众（据最后一次统计，共有九人一起来到海边，他们一面各自搓手，一面相互握手，一起唱着：“把大家的酒斟满！把大家的酒斟满！”里面有一个脸皮子黑黝黝的笨蛋，就是不把酒斟满，别人指定他干的事他也不做；水手长说这个家伙的心和他的脸皮子一样黑；这一来这个笨蛋又发动了另外两个笨蛋，一道把整个集体弄得不得安宁。原来这帮子水手也颇有些政治影响，他们干得很有成效，几乎花了半个晚上的时间才得以把这不安的局面拨乱反正。这其中还亏了一位老实巴交的小商人，此人头上戴了一顶白帽子，下面裹着黑绑腿，脸上还生了一只红鼻子。他钻在一座大钟里，随身带了一只烤架，偷听外面的谈话，然后从大钟里走出来，向大伙儿吐露所听真情，要是他无法用偷听来的真情驳倒谁，他就干脆用烤架从背后把这人打翻。这时沃甫赛先生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