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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工厂的大股东。而这一切产生的根源，根本就是我示意马赛市政厅刻意营造的效益环境。”

“但，元帅阁下！社会公民的收入获得应该履行‘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的原则，而不是遵从资本提供者本人的注入工厂实际资金的多寡，因为那样会使得整个事情的最终发展结果，必然导致只给少数富有者和大资产提供者带来了利益，‘游手好闲’的人仍旧过着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广大　无产业者和劳动群众依旧遭受苦难。只有实现了收入上的公平，才是社会稳定的根源所在。”在短短暂的沉默之后，圣西门毅然反驳出安德鲁种种放任自流的经济做法。在他看来，收入上的绝对平均才是立国之道。

安德鲁怜悯式的摇摇头，“这真是一类矛盾的说法，圣西门公民！作为革命前的贵族与富裕者代表，相信你当然了解有钱人从事经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利润，单位领域里的最大化利润的取得！事实上我的观念中，这种追求利润的过程，才是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原动力。至于，你所说的收入上的绝对公平，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否则，我宁可让所有金钱在宝库里堆积褪色，也不会投入到任何生产领域中，那是因为我的付出与获得不成比例！”

安德鲁指着桌面上的一件精美的瓷器，继续说道：“这类来自远东官窑的工艺品，其原料仅仅是一种当地随处可见的黏土，加上人力与制作成本还不到一法郎，即便是从泥土变成瓷器，在中国一地的价格也不过20法郎左右而已；但随后，瓷器又辗转到万里之遥的欧洲，于是它的身价一跃到5000法郎之高。很明显，这就是一种被远洋商人们所获取的暴利。说句老实话，这类贸易巨额利润的得来，比起战争掠夺还要快上三分。

正是有了这种巨额利润的存在，才使得欧洲的商人们开始不顾一切的向外探索，寻求一条可以绕过奥斯曼土耳其人控制下的中东，只为通向远东的黄金航线。先是葡萄牙与西班牙王国的崛起，再是荷兰人的强盛，接着便是英国的商船开赴印度殖民地。种种冒险探寻活动的开展，则是国家的富强，经济的繁荣以及民众生活得以保障。

放在工商业上同样如此，商人们在某一领域里的投资行为，也是一类冒险，资金越多，风险也越大。当然，那些敢于投资的商人们所期望的利润更应该大些。你们的眼睛单单看到了工人的收入过低的事实，却极少注意富人承担社会义务的程度。在马赛施行的赋税方面，普通百姓的纳税极少，有的人根本不存在任何费用；但那些身价不菲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嗯，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每年交纳的赋税却占据整个马赛市财政收入的75％以上。

这些钱用来做了什么：为一无所长的工人得到一个培训的机会。让穷人家子弟也免费进入正规学校里学习，市政建设上修建宽阔的公路和新型的铁路，救济失业人员以保障他们家庭的最低生活标准；对了，还有在马赛城内新进设置的公共医疗场所，也是商业利润的反馈给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不是一种有钱人的慈善，而是纳税人的义务行为！因为政府保障商人们的合法利益，而他们就必须回报部分利润给社会。

所以说，在我倡导的和谐社会中，从来都不掩饰与回避劳资双方在收入上的巨大差距，但强调更多的却是，即然得到利益更多的人，就必须承担对社会更多的责任，同时也赢得他们自己的社会声誉与地位。对于那些即想多赚钱，又想不多纳税的混蛋商人，安德鲁不会太客气，有的是办法来对付他们。看过马赛的最近报纸，你们就知道马赛第一钢铁厂因为偷税逃税，马赛市政厅的税务部门干脆将他们的办公室搬到这家钢铁厂的大门门口。”

安德鲁长过空想者200年的见识，明白所谓的收入绝对平等，反而是圈养大批懒汉的温床。圣西门、欧文等人在美国试验田的失败，以及日后的各类“先进思想”无数次劳民伤财的实践，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何况，人的个性生来就属于贪婪二字，如同色鬼看见美女，奸商追求利润，政客看好权势，以及士兵喜好掠夺一般。

这类人与身具来的天性，谈及不上什么好与不好，对与不对，唯一的区别则是当权者如何正确引导民众的问题。摆脱神权束缚的欧洲人能够在法律的尺度下，肆意放纵与追求自己的贪婪，于是就有了航海大发现数量庞大的殖民地，以及日后面西方工业革命的到来；而在中国，贪婪向来属于上位者的专利，倘若下层有人提出这一要求，只是为远洋通商而已，便是一条谋反大罪。尤其在东方，这些上位者的贪婪矛头极少向外，却只是对准原本就一无所有的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