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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

＇2＇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124。

＇3＇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戊，《高宗实录》卷3。

＇4＇　《世宗实录》卷58；世宗尝谕：“张廷玉朝夕之朕左右勤劳翊赞，时时以尧、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6。

＇5＇　《圣祖实录》卷190。

＇6＇　《高宗实录》卷16。

＇7＇　乾隆七年置“乐部”，亦“仿周官遗意云”，《朗潜纪闻·三笔》卷10。

＇8＇　“回向三代”，余英时语，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北京，2004。

＇9＇　参见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

第三章。

＇10＇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三联书店，北京，2004。

＇11＇　《高宗实录》卷99。

＇12＇　《高宗实录》卷109；《乐善堂全集》卷七《贞观政要序》曰：“人君当上法尧舜，远接汤武，固不当以三代以下自画”；然观贞观之治，“亦庶几乎都俞吁咈之风矣”，如此二者间似乎也就没有偌大的距离了。其中提到“持盈保泰”云云，这些在皇上的话语中，可能都不是像初看起来那么保守、消极的。

＇13＇　《高宗实录》卷123。

＇14＇　《高宗实录》卷146；其后皇上的思想有了改变，他在“叫魂案”和其他“文字狱”中都使用了“非常规”的政治行为。这是为什么呢？过去很少有人解释这一问题，我认为，这就是上谕所说，清代自康熙、雍正至乾隆朝，连续三代“令主”，这在历史上已前无古人，以后“倘遇庸常之主”，将会出现什么局面？看来，皇上的许多作为，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为此，修订《大清律例》，稽古右文，编纂刻印经书，考订礼乐，重修太学、文庙，从事各项大工程的建设，种种“一劳永逸”的提法，和以后的搜书编书……那一个不是为了后代的长久考虑呢！

＇15＇　《高宗实录》卷211。

＇16＇　《高宗实录》卷227。

＇17＇　这里值得一提的人物也许有杨名时（1661…1736，谥文定），世宗时被劾革职，待罪云南。皇四子曾问其师蔡世远，杨名时何许人也，蔡答：“今世而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雍正十三年冬，召用向所废置故老大臣，公首被召，天下想望风采。既入觐，天子召对良久，益陈利害。诸仁政将次施行，而公遽病，薨，寿七十七（《小仓山房文集》卷2等）；在这个名单中我们还不要遗漏了方苞，全祖望曰：今上即位，有意大用公。寻迁礼部侍郎。“诏许数日一赴部，平决大事。公虽不甚入部，而时奉独对，一切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谘公，多所密陈，盈庭侧目于公”；“公之密章秘牍，世所未见”；和硕履亲王尝曰：“其强聒令人厌，然其尧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前侍郎桐城方赠公神道碑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2000，页305…310）；更不要忘了皇帝的老师蔡世远。）

＇18＇　如从《思辨录辑要》马负图、张伯行所作两《序》，与纪晓岚《四库全书提要》的对比中，即可多少看出端倪；马负图《序》曰：其井田、封建等制，初非大儒所不能言，至于画一变通使古今皆可确见施行者，即大儒鲜有能言之者也；纪晓岚等《提要》曰：其言皆深切著明，……虽其中如修齐类中必欲行井田、封建，不免有迂阔之失。

＇19＇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美）《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

＇20＇　参见汪晖：“重读《孟子字义疏证》”，《清华历史讲堂初编》，页309。

＇21＇　参见高王凌：“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2010年2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满族历代社会与宗教”研讨会论文。

＇22＇　据吕思勉先生说，宋儒论治，但欲以古为法，遂至欲复井田封建，实具有“彻底改革之精神”（皆欲大变现局）；并此原理而不认者，必为庸俗之宋学家矣（《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568），“彻底改革”，当然就增加了它实现的困难。

＇23＇　据说，世宗皇帝屡屡鼓吹儒释道三教同源，“尝告近臣曰：朕欲治世法十载，然后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