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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我最要好的大学同学中，也包括几个来自农村的学生，他们学习最刻苦，待人最诚恳，成绩也最优异。但也有一个人例外。他叫赵启祥（化名），来自安徽农村。小赵性格孤僻，很少和人打交道，大学期间，我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每次上课，他都躲在一个角落睡觉，虽然考试科科都及格，但成绩平平。最有趣的是，考试前的复习课，老师特意强调不记考勤，学生可来可不来，但每次小赵都来，但依然躲在角落睡觉。同学们戏谑地说，小赵需要老师那种催眠式的讲课声，才能睡得着觉。

他上课睡觉时，偶尔会发出浅浅的呼噜声，坐在他附近的同学可能会相互会心一笑，但不会报告老师。但有一次，他的鼾声可能过响，终于被老师听到，老师走到他面前，喊了他几声，他才醒了过来，在同学的一片笑声中，他揉了揉眼，仿佛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此后，他上课时依然故我，继续躲在教室角落睡觉，但大概因为明显改善了睡觉时的呼吸方式吧，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鼾声。

后来，我们发现，小赵绝对不是那种混日子的人。他白天上课时睡觉，但他晚上一宿不睡，自修更高深的课程，自读许多课外书，更重要的是，苦修英文。毕业时，别人都忙着活动管分配的辅导员，力争分到一份好工作，但他却凭着夜晚自修的专业课知识和英语能力，考上了北京一所名校的硕士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后不久，他又以很好的专业成绩和很高的托福分数，被加拿大一所著名法学院的研究生院录取，并赋予全额奖学金。

小赵是我们同学中第一个考取研究生、第一个出国留学、并第一个在海外定居的人。后来我们同学聚会时谈起他，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小赵是我们班里最有野心、最有远见、但也最会伪装的人，他的野心和远见都伪装在白天上课时偶尔发出的呼噜声中了……

八十年代中期，当我在北京《中国青年报》工作时，正好赶上中国农村改革不断出新、城市改革却举步维艰的时刻，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乡下人比城里人富、农民比市民“牛”的时期。

就在那个奇特的“城乡倒挂”期，有一次，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农民，因经营鱼虾养殖业赚了钱，受到当地政府无理刁难，一气之下，开着自家的面包车，从山东胶东的牟平县，一直开到北京告状，他的举动打动了诸多中央级传媒的记者，于是，一批京城记者，其中也包括我，坐着这位山东农民的面包车，又浩浩荡荡地开回了山东牟平。

我还记得，我们在山东牟平采访时，为当地农民的富裕、自信、牛气深深震撼，我根本不敢相信，这就是我儿时见过的贫穷衰败的胶东老家！这位与地方政府打官司的农民，仅仅靠养殖业和副业，就盖了在我们这些京城记者看来属于“富丽堂皇级”的小楼，买了当时城里人根本不敢想象的数辆汽车，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的富裕程度，在当时胶东那一带的农村中，根本排不上号，因为真正富裕的，还要数那些经营乡镇企业的农民企业家。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这一罕见的“城乡倒挂”期，比当时媒体上吵得纷纷扬扬的“脑体倒挂”期还要短暂。至于中国农民为何由相对富裕转为相对贫穷、乡镇企业为何由相对繁荣转为相对衰落，海内外已经有大量的分析，不需要我再赘述。

序言（3）

大概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兴起了当时被官方称为“盲流”的民工潮。本书便是描述和解读中国民工潮及其带动的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尝试。

这场被后来的学者称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是追求更好生活的中国农民自下而上推动起来的，它使中国的城市人口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净增四亿。但究其实，它不过是中国北方农民“走西口”、“闯关东”、中国南方农民“下南洋”、“漂美洲”的延续，是我的战友李明、我的同学赵启祥以及千千万万像他们那样的农民子弟梦想和拼搏的延续。

20年前，我从事新闻工作一年后，曾有一次机会去洛阳采访，我专门去拜访了老战友李明。那时，李明仍然在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工厂工作，在保卫科做一个普通的科员；那时，他刚在洛阳结了婚，成了家，厂里给这对儿新婚夫妇在工厂宿舍楼中分了一间房，房间面积虽然不大，但他很满足：他告诉我说，我们当时在教导队一块儿集训的战友，因为赶上中国军队干部培养制度改革而无法直接提干，绝大部分人都复员回乡务农了，像他这样能够进工厂的农村复员兵寥寥无几。

李明还像当兵时那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