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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不是真有，如一惑南为北的迷人，迷从何来？佛经曰：“迷本无根，云何因迷？悟非生迷，云何生悟？”（《楞严》）可见极性观念是无因而有，“此迷无本，性毕竟空。昔本无迷，似有迷觉。觉迷非迷，觉不生迷。亦如翳人，见空中华，翳病若除，华于空灭。”（《楞严》）可见极性观念当体皆空，没有根本，无因而有，觉悟即无。所以，当我们认识到相对真理的虚幻性、暂时性时，极性观念就不难破除了。破除极性的办法，就是以非极性的观念觉悟之，用绝对真理开显而清除之。

庄子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庄子·齐物论》）

这一段正是庄子用绝对真理破除相对真理的绝妙安排，也显示了庄子极为透彻的现量境和见地，除了佛陀，很少有人能达到庄子的认识！太山“大”，秋毫之末“小”，这正是我们人人都具有的“正常”认识，但不知道太山之大和秋毫之末之小，是因我们有了极性观念后比量思维处理得出，假若没有我们大小的极性观念及其极性思维的处理，哪有什么“大”和“小”的极性认识呢？假若没有这个极性思维者，谈什么太山之大和秋毫之小呢？所以，问题出在吾人的极性心识的分别上。有了分别心识，才有了大小（太山与秋毫）、寿夭（彭祖与殇子）、主客（我与天地）等极性观念。庄子直接用否定极性心识分别的结果来破我们的相对真理的认识，故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齐物等大小，泯灭大小的极性，直接进入无大小的现量，自然极性分别心识坏矣）；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等寿夭，同上）。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主客、等一异、等一多、等极性）”。

庄子是“大禅师”，使用的手法和后来禅宗祖师的（机锋）作略相似。给已习惯了极性思维的人说太山小、秋毫大，这无异于当头一棒。庄子的这种“机锋棒喝”，当下堵塞吾人的极性思维习惯，上根利器者一悟即到果地，极性心识直下休歇！大小、寿夭、主客、一多、一异等极性破除，皆归于究竟一相了。既然一相了，还能有说吗？但说了“一相”，怎么能说没说呢？一相本是无言，一相谁给谁说呢？一说便成二相了（“一与言为二”）。佛经也讲：“白言世尊，此乐变化天所说实际，我今于实尚不可得，云何复说更有于际。何以故？世尊，若见实者亦应见际，当知是人住二种相，何能入解，证彼菩提？应知彼说，是非道行。若善男子，离此二相，名善安住。住无所住，则无言说。求菩提者，无有少法当情可见，而能觉悟得彼菩提，何以故？此实际法，非有非无，离一切相。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非有为非无为，非识识非智知，非观察非现证，无有少法为能对治，亦无少法作所对治。何以故？法非烦恼所染污故，法无自性不可得故。”（《父子合集经》）“若见实者亦应见际”，实与际者，极性识心观念也。一旦有极性语言和思维，“当知此人住二种相”（“一与言为二”）。若住二相则非实际，言“实际”者，亦非实际。庄子曰：“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从至此哉！”（《庄子·知北游》）因为，“无无”者则有，“有无”者非无。“无无”、“有无”无不是“有”，驱“无”则“有”。正因为此，佛陀讲：“与诸妄心，不加息灭。”因为识心分别，“止动非止，止更弥动”，“遣有没有，从空背空。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信心铭》）

言语、思维的极性，吾人无始劫习以为常，一切极性“怪圈”的困扰皆缘于此！一相对应无极（○），一相中有“言”的心识波动（此波动用“Ｓ”线表示）便成太极（○S）隐极性的二相（这就是“一与言为二”）。二者，太极之阴阳也，原来一相无相的非极性无极圈变为太极图的“一”了。阴阳二极和整体的太极“一”合起来为三（二与一为三），这三者正是佛家讲的三细（太极是业相；阴阳中为主的为转相，为客的为现相）。只有用佛陀的智慧印证，才可知其庄子的伟大，了不起的庄子，千古以来被人任意曲解，古今把庄子看成文学家、寓言家的人是多么无知啊！由这三细再产生出无穷无尽的极性事物，大数学家也推算不清楚（巧历不能得），“何况凡夫乎”？

从非极性的无极态到有隐极性的太极态是从无中产生一念无明而成三细的（自无适有，以致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