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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关键在于列宁先生的伟大。我们早打算以苏俄的经验来重新改组国民党，我还准备派代表团去苏俄学习和考察，并请求你们派顾问来帮助我们建立新型的军队。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欢迎他们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五四’运动后涌现出一大批新青年，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力量，也是最终夺取北伐胜利的新希望！”

马林见他表了态，心里有了底。马上去找陈独秀摊牌，要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一次会议，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讨论如何搞好国共两党的合作。几天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西湖会议”。到会的中共领导人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等人，会议虽然放在一条画膀上举行，但激烈的争吵却使湖光山色也弥漫出浓郁的火药味。马林见到会代表一致反对他的建议，只能拿出共产国际这张虎头牌相威胁。当时的“二大”刚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并有一条纪律规定，党员如果不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应该开除出党。但即使是这样，陈独秀还是豹眼圆睁地挥动胳膊抗议道：

“如果孙中山不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我也坚决反对。”

马林眨着鬼眼看出了一线生机，爽快地拍胸脯答应由他去向孙先生交涉，会议终于采纳了这一意见。陈独秀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了他所不愿意做的事。一位个性倔强、脾气暴躁的硬汉子终于被党的纪律降服

求贤若渴的孙中山很快答应了马林的要求，紧接着孙中山召集在沪国民党员张继等53人座谈改进党务的意见，并邀请马林和陈独秀参加会议。会后又指定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制定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

在上海期间，李大钊根据中央的分工，担任起联络孙中山的重任。他们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起振兴国民党和中国的种种问题。宋庆龄很快发现，在中共朋友中，孙中山特别尊敬和钦佩李大钊，他对这位气度沉雄的学者的精辟见解极为赞赏，不止一次地在家里说：“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新的希望，我觉得自己终于又年轻了啊厂

一天下午，两人在寓所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兴致勃勃的孙中山当即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当李大钊含蓄地表示自己是“第三国际”的一名党员时，孙中山诚恳地将右手贴在胸前说。

“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你的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革命。”

就这样，李大钊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第一个加人了国民党。在他之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张大雷等，均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在李大钊离沪前的那个夜晚，中山先生设家宴请来了他和马林、陈独秀。话题很自然地谈到《新青年》，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记得孙中山感叹地说了一句心里话：

“要没有蔡元培和你们发动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国的国民就不会觉醒得那么快，中国革命还不知要推迟多少年。蔡元培办北大功不可没”

陈独秀半个月前又被法租界逮捕过，可没几天就以罚款四百元放了出来。听说又是蔡元培和胡适，先找了外交总长顾维钧出面向法国公使说情，再由公使先生给驻沪法国领事打了电话。虽然他和胡适正为“联省自治”的主张互相攻击不休，但那天老兄也感激地调侃道：

“这一老一少两位书呆子，虽然政治上有点浑。但在我三次被捕的危难之时，他们都起了关键作用。我提议，我们应该为中国革命敬佩他们一次。”

陈独秀说完举杯一饮而尽，孙中山也许想起了以往的不快，沉默不语。李大钊见状忙起身说起公道话：

“他们其实都是乱世中正直的学者。这次离京前，我们曾在大陆饭店很恳切地忠告吴佩孚的军师孙丹林。这位高参还在做武力统一的迷梦，说吴佩孚几年前就说要和老段比一比，再和张胡子比一比，现在果然都灵验要是我肯给子玉上个条陈，只消两师兵力直捣广州，什么事都没有了！这句话使我们大为生气。蔡先生先翻下脸说：‘如此看来吴子玉也不过是个反动军阀？’胡适也讽刺说：‘吴子玉何不先打过山海关看看！’他一见此状，态度才软了下来。”

孙中山的脸色渐渐舒缓下来，正在这时，张继兴冲冲地拿了份北京的《顺天时报》跑了进来。原来这家报馆搞了份理想政府中的总统和各部总长人选的民意调查，自8月1日起至28日止，由读者自由投票，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