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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也就变了样，于是这些连衣裙就变成永久的、久穿不变的衣服了。

当我十五岁半的时候，我的身材十分苗条，甚至是有些瘦弱，胸部还是孩子的模样，脸上擦着浅玫瑰色和红色的胭脂香粉，加上这身会叫人笑话而实际上谁也不笑的衣着。我已经懂得周围的事物，对我来说，周围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一切都已经在我的眼里。我想写东西。我已经和妈妈说过：写作就是我的志愿。第一次，她听完以后并没有回答。后来她问我：写什么？我说写书，写小说。她生硬地说：当你通过数学考试之后，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与我无关。她反对我的想法，认为这是没有出息的，写东西不算是工作，这只不过是开玩笑的话——后来她干脆对我说：这是孩子的胡思乱想。

戴着毡帽的小姑娘被河里的反光照映着，孤零零地凭倚在轮渡船舷上。这顶男式的毡帽把整个场面都染成了玫瑰色。这是唯一的色彩。在河上那带雾的炎热的阳光下，两岸模糊不清，河流似乎和天际相连。河水静静地流着，没有发生任何声音，宛如血液流动一样。水流的外面没有风。渡轮的马达是整个声面唯一的声音，这是一台铸铁做成的老式摇臂式发动作。有时也传来一阵轻轻的说话声。尔后又听到家犬的叫声，这叫声从四处传来，从那晨雾的后面传来，从所有的村庄里传来。小姑娘从小就认得这位渡船上的艄公。老艄公对她微笑，向她打听“校长太太”的消息。他说他经常看见她的母亲夜里从这里过河，说她经常到柬埔寨那边的租借地去。姑娘说母亲很好。渡船的四周就是河水，河流两边是光秃秃的，流动的河水穿过稻田里停滞的死水，可两股水并不掺混在一起。这条河流来自柬埔寨森林，它捡拾着一路上所遇到的任何东西。它把所有投入它怀里的东西统统带走，这里面有草屋、森林、被火烧过的残骸、死鸟、死狗、淹死的老虎、溺死的男人和他们的女人，带着粘水的风信子簇团，所有这一切都流向太平洋，它们还来不及漂泊就被那暗流中的深邃而又急剧的风暴所带走，一切都悬浮在大河的威力之上。

我对她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作，只此而已，没有别的。可她嫉妒起来，没有回答，只是蓦地瞟我一眼，轻微地耸一下肩膀，露出一副令人难忘的模样。当时我这样想，我将是头一个出走离家的人。可还得等待几年的功夫才能让她失去我，失去她这个女儿，她早就知道，有朝一日她终归要走，终归要离开家门。她法语得了第一名。校长对她说：太太，您的女儿法语考了第一名。妈妈却一声不吭，什么都没说，她并不高兴，因为不是她的两个儿子法语考了第一名。我这个龌龊的妈妈又问他：数学考得怎么样？校长说：这次还不是第一名，不过迟早会考个第一名的。妈妈问：啥时候才能考个第一名？校长回答说：当她获得第一名的时候，太太。

我的母亲，我的母爱，我的难于相信的怪物，她穿着一双杜阿姨替她缝补过的棉线长筒袜子，在这热带的地方她还觉得必须穿上长筒袜子才象个校长太太，她那些可怜的连衣裙，又破又难看，都是杜阿姨替她缝补过的，她继承了她在庇卡底农庄的习惯，也就是不管什么东西，她总得用到底，她觉得应该物尽其用。她那双皮鞋，鞋跟早就穿坏了，穿着它，走起路来歪歪斜斜，难受不堪。她的头发梳得紧紧的，盘成一个和中国女人一样的发髻，她真叫我们难为情，她在街上，在学校门口真叫我丢脸。每当她乘B。12路公共汽车来到中学门口的时候，大家都看着她，可她却若无其事，从不以为然，真该把她关押起来，痛打一顿，把她给杀掉。她看着我，对我说：也许你该出来混个日子过。不论白天黑夜，她总是打定这个主意。她从不要求我学点什么东西，而认为我早该退学出来混日子。

当母亲接触到新鲜空气的时候，她就会从绝望中挣脱出来，她终于发现这顶男式帽子和这双饰着金丝的皮鞋。她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我说什么东西也不是。她看着我，这些东西使她感到高兴，她微微地笑了。她说这些东西不错，对我来说还满合适，一打扮模样就变了。她没有问这些东西是否是她买的，她肯定知道是她买的。她明白她还有这个能力，有些时候，也就是我说过的那些时候，我们可以从她那里骗取我们想要的东西，而她拿我们毫无办法。我对她说，这些东西一点都不贵，你不必心疼。她问这是从哪买的。我说是从卡蒂纳街买的，是处理商店里的处理品。她高兴地看着我。她可能觉得女儿有这般想象力，能够想出这番打扮，无疑给人一种感到欣慰的迹象。她不仅同意我这种滑稽的打扮，这种有失体统的穿着，尽管她是一个安份守已的寡妇，穿着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