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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想法上奏清廷，文宗下诏，命令官文、曾国藩和胡林翼深思熟虑，谋划周全，谋定而后动。

曾国藩复奏说，他来到了武昌，与总督官文会晤面商。根据前方情报，湖南的太平军主力全部进入广西，前锋已经到达义宁，距离贵州边界很近了，有可能从龙胜和怀远一带进入贵州，以执行进入四川的计划。不过，计算一下里程，太平军离四川还有三千多里。广西和贵州两省都是崇山峻岭，太平军人多粮少，很难迅速抵达四川境内。

又根据安徽北部的情报，太平军和捻军的势力日益蔓延，向南援助金陵和芜湖的太平军，向北袭击山东与河北。如果朝廷不从湖北派兵增援安徽，就无法牵制造反军队的势力。官文和胡林翼打算将增援湖南的骑兵和步兵全部调回，分路进发，合力收复安徽。他本人也应该回师增援安徽，自当一路。

文宗同意了曾国藩的提议，改令萧启江率领四千人从常德进入四川，协助攻击蓝李起义军。

曾贞幹于9月回湖南招募勇丁，自成一军，驻军黄州的巴河。曾国荃把去年刚入伍的湘潭人黄润昌派给他，为他办理营务。

曾国藩定下了援助安徽的方针。他与胡林翼在10月份开始谋划攻打安庆，而没有按照袁甲三的提议立即挥师北上。

接着，文宗下诏，命令曾国藩筹论全局。

曾国藩上奏，对反抗清廷的造反武装做了一番分析，对清廷如何镇压各种起义军提出了建议。他说，窃取国号的贼寇与流寇不同。如今洪秀全盘踞金陵，陈玉成盘踞安庆，私立年号，伪称公侯王爷，就是窃取国号的贼寇。石达开从浙江前往福建，然后又到江西、湖南、广西和贵州，属于流寇一类。龚、张各路捻军时分时合，聚散不定，也是流寇。朝廷的军队对于流寇，应当预防，等待他们到来，坚守城池，以挫败他们的锐气。对于窃取国号的贼寇，则应该剪除枝叶，向他们必救之地进攻。

洪秀全和杨秀清起事以后，很久以来意志已经衰弱，只靠着陈玉成在江北往来奔波，联合各路捻军，所以安徽北部广泛遭到他们的攻击袭扰，而江南的贼寇粮食供应才不至于断绝。

曾国藩说，他认为要歼灭各路起义军，必须先把金陵攻下，而要攻取金陵，又必须在滁州与和州屯驻军队。要攻取滁州与和州，必须先围安庆。如果清军能够包围安庆，攻占庐州和周围的县城，使太平军不得不处处防备，兵力分散，他们又怎么敢于向北进攻？他们不但不敢向北进军，也不敢东顾江浦与六合，因为窃取国号的贼寇必然会拼死保护他们的根本所在。

曾国藩强调，中原腹地，安徽是最重要的省份。而生民的苦难，莫过于安徽的百姓。他虽然不敢断定石达开没有进入四川的可能，但就大局来权衡轻重缓急，他应该率领部队返回，增援安徽，以迅速缓解民众的危困。

曾国藩说，详细考察进入安徽的形势，应该兵分四路。在南边，循长江而下，一路从宿松和石牌攻打安庆，另一路从太湖和潜山攻取桐城。在北边，要循山而进，一路从英山和霍山攻取舒城，另一路从商城和六安攻取庐州。南路的部队驻扎在石牌，就可以与黄石矶的杨载福水师连成一气。北路的部队到达六安，则可与寿州翁同书的部队连成一气。

1859年，咸丰九年（12）

文宗对曾国藩的分析深以为然。

分派兵力时，决定由曾国藩率领第一路，由多隆阿和鲍超率领第二路，由胡林翼率领第三路，由李续宜率领第四路。

谋士说，湖北巡抚应当坐镇黄州，不宜出省。胡林翼说：“我未能为母亲丁忧而复出，如果不奔赴前敌作战，那就出而无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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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援贵州的湘军于10月份攻破风崖等五座军营，进攻镇远。苗民起义军听说湘军到来，立刻弃营逃走。湘军收复空城，城内的蓬蒿比人还高。湘军又分兵进军黎平，侦察到石达开的行踪，便在该处设防，任命田兴恕为特将。

曾国荃率领吉字营于11月份到达湖北巴河。胡林翼将大营移到英山。

湘军部队刚刚集结，大举进攻太湖。陈玉成率领几十万人赶来迎战，多隆阿和鲍超等人率部拼死抵抗。太平军越来越多，将鲍超的军营层层包围，连信都送不出来。

胡林翼调来金国琛和余际昌的八千兵力，从松子关悄悄越过英山，攻占潜山的天堂镇，横向出兵，冒着大雪，凭高筑垒，逼近太平军列阵。

太平军见湘军援兵突然出现，大为紧张。

胡林翼上奏，请派曾国藩湘军驻扎宿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