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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一天结束时到那儿喝酒，另一些则在一天开始时在那儿要上一杯“血玛丽”。我朝那个方向望去，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水上酒吧左边的门廊上站着个女人，正看着我。

看到她我差点儿跳起来。当时我的心情刚好不是最佳，也许这有点关系……不过我认为无论我的心情有多好，她都会把我吓一跳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一动不动，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瘦得出奇，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她那张脸。你有没有见过爱德华·孟克的《呐喊》？那好，想象一下那张尖叫的脸休息时的样子，闭着嘴眼睛警惕地盯着画外，那你就知道这个站在码头顶上，有着长长手指头的手搭在扶手上的女人是怎样一副尊容了。不过我必须告诉你，我的第一反应并不是爱德华·孟克的画，而是丹弗斯太太。

她看上去大约七十岁，穿着件黑色的连体游泳衣，外面套着条黑短裤。这种搭配显得出人意料地正式，仿佛那永不过时的黑色鸡尾酒小晚装的变种。她的皮肤奶油一样惨白，不过扁塌塌的肚子以上的部位以及皮包骨头的肩膀两侧除外，那两处浮满了大块的棕色老人斑。她脸上长着骷髅般突出的颧骨和光秃秃鼓起的眉骨，整张脸像一把尖锐的楔子。眉骨下面的眼睛深陷在眼窝的阴影里，几乎看不到。稀疏的白发从耳边笔直挂下来，垂到前倾的下巴两侧。

上帝，她太瘦了，我心想。她什么也不是，就是一袋子——

想到这里，我浑身打了个冷战，一个强烈的冷战，好像有人被人电击了似的。我不想让她注意到这点——于是我抬起手来挥了挥，挤出一个微笑。早上好，站在水上酒吧那边的女士。早上好，你这老掉牙的骨头袋子，你差点吓得我尿裤子，不过这些日子没关系，我原谅你了，你过得还好吗？我怎么觉得我笑得比哭还难看。

她没有朝我招手。

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个傻瓜——镇上没有头号傻瓜，我们轮渡来揍——打招呼的手以一个尴尬的半敬礼姿势收场，好像一只手掌按在我的两片肩胛骨之间。

她刚才站着的码头现在空无一人。我眯了眯眼，第一个反应是她肯定走进酒吧的阴影里去了，但她不在那儿，而是像个鬼魂那样消失了。

她走进酒吧里去了，宝贝，乔的声音说。你知道的，对吗？我的意思是……你是知道的，对吗？

“对。”我自言自语，那个夏天里我经常自言自语。“是的，也许她真的进去了。也许她走路鬼鬼祟祟的。”是啊，就像丹弗斯太太。

我再次停下回头张望，可道路沿着湖边稍稍捌了一点儿，从这儿已经望不见沃灵顿和日落酒吧了。真的，我心想，这样更好。

回去一路上我在脑海里一一列举莎拉—拉弗斯前后发生的怪事：反复出现的梦境、向日葵、电台标签、夜里的哭泣声。我觉得自己与玛蒂和凯拉的巧遇，外加电脑先生尾随而来的电话也勉强算得上是怪事之一……只是比起夜里听到的孩子的哭声是不同意义上的怪事。

那么，乔安娜死时我们在德里而不在黑迹湖这一点呢？也算得上是件怪事吗？我不知道，我甚至不记得为什么要把它算在里面。一九九三年秋天和冬天我正忙于把《红衣人》改编成电视剧脚本。一九九四年二月我开始写作《一落千丈》，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扑在这本书上。况且，提出前往T镇，前往莎拉……

“一向都乔开的口。”我对着空气说，当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时立刻明白这话有多么正确。我们俩都很喜欢这所湖畔的房子，然而每次都是乔提出“嗨爱尔兰人，让我们去T镇住几天吧。”这话她随时都可能说出口，似乎我已经把莎拉—拉弗斯给忘了，即使在夏天临近的时候。我真有那么专注于写作？好像不是……难道还有其它原因？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很不对头，可我不知道是什么。毫无来由。

这让我想到了莎拉·泰德威尔和她某首歌的歌词。她的歌从来没有留下过录音，但我有盲眼蓝调艺人雷蒙·杰弗逊翻唱她这首歌的唱片。其中一段唱道：

它什么都不是，只是一支谷仓舞，甜心

它什么都不是，只是一支圆圈舞

让我吻你甜蜜的嘴唇，甜心

我找到你，你是我的宝贝。

我喜欢这道歌，常想象它不是出自那位老民摇歌手醇厚的歌喉，而是从一个女人嘴里唱出来时会是怎样。从莎拉·泰德威尔的嘴里。我打赌她唱起来更甜美。朋友，我打赌她能唱出轻巧的节奏感。

我又到了自家门前的湖畔，环顾四周，没人（不过我已经听到今早第一艘滑水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