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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端正的人。

打破仪式可能是我突然和出乎意料的（至少我没有预料到）沉默的一个因素，这种想法是不是真的很牵强？当你在编故事这块地上挣你每天的口粮时，现实和感觉之间的界线就更细微了。画家有时候不戴有某一特定的帽子就拒绝作画，打得好的棒球选手不会换他们的袜子。

这个仪式从我的第二本书开始，我记得这是唯一我感到神经紧张的一本书——我想我吸收了相当数量的那个读大二的白虎星的奇谈怪论：一次成功可能只是侥幸这种看法。我记得一个美国文学老师曾经说过，现代的美国作家，只有哈珀·李找到了一种可靠的方法来避免写第二本书时的沮丧。

当我写到《红衣人》结尾的时候，我停了下来，还差一点完稿。德里本顿街上爱德华七世时代风格的房子在那时还有两年要还贷款，但我们已经买下了莎拉·拉弗斯，黑迹湖边的一处房子（当时各处都远不如后来装修得那样好，乔的工作室还没建，但是很漂亮），我们当时就待在那里。

我用手一推，从打字机前退开——那些天仍然坚持用我旧的IBM电动打字机——然后走进厨房。那是九月中，大多数避暑的人都走了，潜鸟在湖面上的叫声听上去有说不出的可爱。太阳正在下沉，湖本身变成了一个宁静的、没有热度的、燃烧着的盘子。这是我拥有的最鲜活的记忆之一，如此清晰，我有时候觉得我能够走进并重温这段记忆。有什么事，如果有的话，我会做的不一样吗？我有时候会思考这个问题。

第2章（下）

傍晚的时候，我曾在冰箱里放了一瓶泰迁爵香槟和两个细长酒杯。现在我把它们拿出来，放在一个锡盘上，这个锡盘通常被用来从厨房往露台端一罐罐的冰茶或果汁，我端着锡盘走进了起居室。

乔安娜埋在她破旧的安乐椅里读一本书（那个晚上不是毛姆而是威廉·邓布劳，她最喜欢的同龄作家之一）。“哦，”她说，抬起头来并在读到的地方做了个标记。“香槟，有什么重要事情啊？”好像她不知道一样。

“我写完了。”我说。又用法语说了一遍。

“好啊，”她说，微笑着接过了我俯身递给她的一只酒杯，“那这样就好了，是吧？”

我现在意识到这个仪式的精髓——有活力和有效的那部分，就像一连串胡言乱语中真正神奇的那个字眼——就是这句话。我们几乎总是喝香槟，她几乎总是随后跟我走进办公室去做另一件事，但并不总是这样。

有一次，大约是在她去世前五年左右，当我完成一本书的时候，她在爱尔兰，跟一个女朋友度假。那一次我自己喝了香槟，也是自己输入了最后一行（那时候我已经在使用苹果电脑，它可以做许许多多不同的事，但我只用它做一件事），没有浪费一分钟的休息时间。但是我电话打到她和她的朋友布林待的旅馆；我告诉她我已经完成了，然后听她说我特意打电话去想听的话——这些话溜进爱尔兰的电话线，旅行到一个微波发射机，像祷告一样上升到某个卫星，然后下来回到我的耳中：“好啊，那这样就好了，是吧？”

正如我说的，这个习惯在第二本书写完后开始。我们每个人喝了一杯香槟，然后斟满再喝一杯后，我把她带到办公室，在那里一张纸还夹在我的森林绿的电子打字机上。湖面上，最后一只潜鸟在暗夜中鸣叫，这个叫声在我听来像生锈的东西在风中慢慢地转。

“我想你说你已经完成了。”她说。

“除了最后一行都写完了，”我说，“这本书，虽然它没有多大价值，是献给你的，我想要你写下最后一点。”

她没有笑，也没有抗议，也没有动感情，只是看着我，想确定我是否真是这个意思。我点头表示我真的是这个意思，然后她坐在我的椅子里。她早些时候在游泳，她的头发披在后面，穿过一个白色有弹性的东西。她的头发是湿的，颜色比平时更显暗红。我摸了摸它，像摸一块潮湿的丝绸。

“段落缩进？”她问，跟速记联营公司里要记大老板的命令的女孩一样严肃。

“不，”我说，“继续。”然后我说出了我头脑中从站起来去倒香槟起一直想好的一行话。“‘他解开她头上的链条，然后这两个人走下台阶，来到汽车停放的地方。’”

她打完这句话，检查了一下，然后充满期待地看着我。“就这样，”我说。“我想你可以写‘完’了。”

乔敲了两次“回车”键，然后把回车符居中，在文章最后一行下面输入“完”，IBM的书信字休打字机很顺从地跳动着打出了这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