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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敌报国的积极性。
在徐州会战中,中国军队斗志高昂,士气旺盛,上至司令长官,下至普通士兵,皆抱定有敌无我的决心,浴血奋战,视死如归。这种英雄气概和抗战热情,首先来自于为正义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的责任感的充分激发。其次,高级将领率先垂范,为基层官兵树立了楷模。高级将领的率先垂范使成千上万的下级官兵备受鼓舞。他们面对强敌,毫无惧色,全排、全连、全营乃至全团战死者,屡见不鲜;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第三,严明奖惩。1938年1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全国发布了一条重要公告,一方面对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等抗日烈士重申褒扬之意,同时将对40余名失职将领的惩处情况公之于众。判处死刑的除放弃雁北天镇的61军军长李服膺外,还有旅长高仰如等8人,第19集团军副总司令香翰屏、师长邓龙光2人记大过一次;第39军军长刘和鼎和师长李松山、周祖晃、徐启明、潘文华、杨国祯以下10人撤职留任,戴罪图功;师长罗霖、巫剑雄、宋希濂、陈万仞以下10人撤职查办。此外,旅长以下受撤职处分的8人、受撤职永不叙用处分者2人、判处有期徒刑10年者1人。以上受惩处者共42人。如此大规模惩处以整肃军纪的做法,在国军历史上实属罕见。3天之后,即1月24日,山东省政府主席、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第3集团军上将韩总司令以不战而逃的罪名被国民政府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的消息,无疑是一个更大的震撼和冲击。以韩的军阶之高,职任之重,堪称显贵,只要违纪,依然就戮,这对全军将士尤其是高、中级将领自是一个强烈的震慑,从而使战时军纪得以树立,以致许多将领相互告诫:“宁死于战场,不死于国法。”担任机动攻击任务的汤恩伯,为保存实力,一连数日逡巡瞻顾,按兵不动,后来也是在李长官和最高统帅的严厉训令之下,才积极行动起来,终于完成了使命。第四,无论是“杂牌军”还是正规军,一视同仁。
二、得到人民大众的有力支持。
由于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正规战与游击战两种作战紧密配合、相互支援,才有徐州会战的胜利。津浦线南段,李、廖2个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淮河流域,威胁日军,使之不敢贸然北上支援由华北南下的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战区也主动发动群众,组织运输队、担架队、宣传队,为前线运送粮草、抢救伤员,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然,会战的教训也不少:
一、部分高级指挥官缺乏全局观念,各兵团间战役协同不密切,影响了本应获得的更大战果
在徐州会战中,第5战区的攻势防御作战,成败的关键是第2集团军能否在阵地战中吸引并抵住敌人的进攻和第20军团能否在运动战中及时向敌侧背予以坚强有力的进攻。第2集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英勇顽强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但第20军团未能按规定的时间及时进行侧击。3月22日,第20军团长依照战区指示下达了24日拂晓发动进攻的命令,第31师遵令行动,与日军遭遇后逐次撤退至台儿庄抵抗。汤恩博让自己的第20军团令第52军24日由集结地向郭里集、鹁鸽窝一线前进,将第85军控制在抱犊崮山区。25日,第52军歼灭了郭里集的日军1个中队,第2师驱逐了枣庄外围日军1个警戒小队,此后并没有继续向峄县、枣庄进攻日军;当发现日军第10联队向枣庄转移时,相反地仅留1个多营的兵力“欺骗敌人”,主力则东撤山区。
尽管有过一旦台儿庄被攻立即支援的许诺,尽管孙连中急电请援,汤恩博均未采取行动。他的理由是:“本军团既已置于犯台(台儿庄)敌之侧背,当然有选定时机及地域的自由,以判断敌主力之行动为根据,而予以彻底之打击”,他完全忘记了自己仅仅是全局中的一个局部。虽然孙连中各师在苦战中坚持住了阵地,但最好的战机已经失去,坂本支队已由临沂进至向城。汤恩博认为“台儿庄与向城之间,只是鲁南山麓以外的小起伏地,并无险阻可以争取时间”,为了不做日军炮火下的“大群肉弹”和“保持行动的自由,掌握主动”,又“采取了断然处置”,把全军团“一律由内线转为外线”,让坂本支队与濑谷支队会师于台儿庄以东地区。以后,第20军团各师确实向日军进行了英勇、坚强的进攻,不过这时已发展为第2集团军与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的战斗,这与原来的攻势防御计划有所不同,敌人的兵力增加了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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